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和抽簽，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托，或者叫走後門。
明朝小說《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介紹了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當官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明朝沿襲元朝製度，吏員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為考滿，考滿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選當官。“吏”是不入流的國家工作人員，並不是官。用當代語言打個比方說，他們沒有幹部身份，隻能算國家正式職工。如果想工轉幹，就要苦熬九年，通過三次考察，這才有了“工轉幹”的資格，可以混個三把手四把手幹幹。但是有了資格並不一定能當上幹部，人多位置少，什麽時候能上崗是很難說的。於是就有人發明了一種搶先的辦法，這便是“飛過海”。
《醒世恒言》中說：
原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個三考吏名色，鑽謀好地方，做個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麽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挖選在別人前麵，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個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好堂官，叨攬事管。些小事體，經他衙裏，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
當然這也不能怨紹興人。紹興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總要謀一條出路。（明）王士性在《廣誌繹》中說：山陰、會稽、餘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連一半的人口也供養不起，於是聰明敏捷的人，就進京當了都辦，從要害部門到閑曹細局，到處都是這一帶的人。——全中國的大小衙門裏充滿了紹興人，原來是生存環境逼的。而從紹興人的角度看，“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托製”的運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