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形成了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那裏的工商業吸納了大量人口，工業的發展又為農業提供了化肥農藥等新投入的生產要素，從而提高了農業產出水平；發達的商業也保證了外來的食品供應，支撐著工商業分工的深化和繁榮。如此分工與專業化交互促進又相互支持，逐步改變了經濟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這種新的文明體係及其市場色彩濃厚的激勵機製，改造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願，最後達到了人口增長率和生產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
上述過程未能在帝國兩千多年的輪回中展開。
在中國曆史上，工商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極其密切。在早期階段，較大規模的工商業分工本身就產生於暴力賦斂集團及其支配的行政權力的需求和指令，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99]。官營工商業以暴力強製為基礎，壟斷山林池澤和礦產資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從事工業生產和內外交易活動，滿足統治集團對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國的官營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製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戰車、兵器、航船、宏偉的建築、精巧的手工藝品，以及相應的複雜的分工協作體係。帝國的代理官員是這套生產體係的直接管理者。但是，無論官營工商業如何發達，它終究是帝國的附庸，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產品所支撐的政治軍事組織的附庸。它沒有自身的生命和發展動力。
官營工業生產體係還麵臨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邊界：在自身的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分工越細，體係越複雜，代理鏈越長，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帶來的利益也就越低。當管理成本高過分工所帶來的收益的時候，分工發展的進程就會終止。
與官營工業不同，民營工業在市場體係中的分工和發展，是一種利益主體不斷生成的過程。官營工商業隻有一個行政頭腦，分工好比是肢體的分化和延長，存在著信息不通、指揮失靈和尾大不掉的風險。而民營工業在肢體過長時就會自然斷裂，生成新的利益主體。隻要分工帶來的收益大於交易成本[100]，分工和發展的進程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永遠不存在管理效率和行政需要的限製邊界。專業化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