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會福利是一項權利，就必須有一個客觀標準；如果是一項責任，當然就要優先選取那些最該幫、值得幫的對象。
說到底，人是社會中最重要、最主動、最可靠的因素。
我們這代人，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觀念，就是國家應該承擔老百姓福利，像醫療、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等。這個觀念的源頭，一般我們都認為是西方國家。
其實在西方，福利社會也是一種現代化的產物。中世紀時候，歐洲那些國王，在曆史書中的主要形象是打仗的騎士，而不是救濟貧民或者領導民眾共同抗災的領袖。
就算在現代化開始之後，西方人也沒有這個觀念。比如19世紀的英國，也就是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普遍觀點仍然是：即使社會應該有一些扶貧濟困的措施，也應該盡可能是低水平的。窮人住到福利院裏麵，不僅條件要差，而且也不能給他們尊嚴。
富人為啥這麽心狠呢？其實是怕形成“養懶漢”的後果。
一直到19世紀後期，德國首相俾斯麥才提出建立對大眾的社會保障製度。爾後又經過一係列的發展，1942年英國發布著名的《貝弗裏奇報告》，這才提出全麵建設福利社會。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這套製度運行才幾十年，就已經產生了眾多惡果。民眾看來，稅收最好是隻減不增，福利最好是隻增不減。社會負擔越來越重，有的國家經濟運行已經出現困難。
當然更重要的是，100多年前英國人擔心的那個“養懶漢”的後果，還真的就發生了。現在，這套福利國家的觀念，在西方還能不能持續下去，已經是前途堪憂了。
但是，今天我們想談的是中國。我們可能忘了，中國的社會福利製度，其實曆史要悠久得多。
從大禹治水開始，政府在抗災救濟方麵就承擔著領導責任。先秦的時候，就已經係統總結出“荒政十二條”，也就是在遇到災荒的時候，政府應該做的12條配套措施。從戰國開始，中國曆朝曆代政府都建有“常平倉”，在好年景購進糧食儲存起來，預備歉收年開倉放糧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