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全滇在大西軍史冊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對於南明永曆政權的延續尤有關鍵意義。就大西軍而言，張獻忠在世時固然有建軍立國的開創之功，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動性過大，所建地方政權旋設旋失，入川後雖有意以四川為基業，在政策上卻屢犯過激錯誤，叛亂蜂起，獻忠犧牲前數十萬兵馬僅擁聚於西充一帶彈丸之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於主帥身亡之後，團結內部，不失時機地揮軍入滇，取得了一塊穩定的基地，休養補充士馬，整頓經營地方，為原大西軍在南明抗清鬥爭中重展雄風蓄積了力量。為了充分認識孫可望等取雲南為基業的重大意義，不妨同大順軍做個比較。到1645年李自成犧牲之時，大順政權已全盤瓦解，大順軍餘部既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以致隊伍四分五裂；又沒有自己的地方政權，長期寄人籬下，直到後期才在夔東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川之處建立了據點。盡管大順軍後期的主要領導人李過、高一功、李來亨具有寧死不屈的堅貞品質和卓越的指揮才能，但“長沙地小，不足回旋”，給他們活動的舞台太小了。人力、物力的嚴重不足大大限製了大順軍的積聚力量和開拓局麵。在後期抗清鬥爭中，大順軍餘部的戰績遠不如大西軍，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一塊比較大又比較富庶的後方基地。大西軍自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起北出貴州、四川，東進廣西、廣東、湖南，幾次挫敗不可一世的清軍，成為全國抗清的主力，是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收取和經營雲南分不開的。
大西軍在平定全滇之後，即“發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貴州之鎮遠，中路之雪山關，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53]。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裏，大西軍同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沒有接觸，聯明以後雲南仍在原大西軍控製之下。孫可望等在雲南的統治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顯示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說，它是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延續，又在政策措施上做了部分改革。特別是糾正了獻忠奉行的過激行為，針對雲南地方特點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成績非常顯著。現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