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一年暑假，我在我們家花廳的塵封書架上找到一套巾箱本木活字的叢書，抽出一本《領表錄異》看起來，看得津津有味。接著又看了《嶺外代答》。從此我就對筆記、遊記發生很大的興趣。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這一類書的文字簡練樸素而有情致，對我的作品的語言風格是有影響的。
我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一二年級，教國文的老師都是高北溟先生。高先生教過的課文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歸有光的《先妣事略》和《項脊軒誌》。有一年暑假，高先生教了我鄭板橋的家書和道情。我後來從高先生那裏借來鄭板橋的全集，通讀了一遍。鄭板橋的元白體的詩和接近口語的散文，他的詩文中的藹然的仁者之心，使我深受感動。全集是板橋手寫刻印的，看看他的書法，也是一種享受。
有一年暑假，我從韋子廉先生讀了幾十篇桐城派的古文。“桐城義法”，未可厚非。桐城派並不全是“謬種”。我以為中學生讀幾篇桐城派古文是有好處的，比如姚鼐的《遊泰山記》、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
我讀書的高中江陰南菁中學注重數理化，功課很緊，課外閱讀時間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我買了一套胡雲翼編的《詞學小叢書》；在做完習題後或星期天，就一首一首抄寫起來，字是寸楷行書。這樣就讀了詞也練了字。抄寫，我以為是讀詩詞的好辦法。讀詞，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買了一套《詞學小叢書》；同時詞裏大都有一種感傷情緒，流連光景惜朱顏，和一個中學生的感情易於合拍。
江南失陷，我不能到南菁中學讀書，避居鄉下，住在我的小說《受戒》所寫的一個庵裏。隨身所帶的書，除了數理化教科書外，隻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上海的“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選集》。我於是反反複複地看這兩本書。可以說，這兩本書引導我走上了文學道路，並且一直對我的作品從內到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