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虛時代》這本書將一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旨在從不同層麵來討論一個普遍現象：在大消費時代，個人、社會、道德的變遷，以及其中表現出來的新型的社會化、個性化與17、18世紀是截然不同的。本書力求揭示這種曆史演變的曆程並證實如下的觀點：消費品、影視資料、新聞以及相關的享樂主義、包容主義和心理主義等價值觀，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新式的行為約束機製，一種無與倫比的誘人的生活方式，一種角色、信仰與私生活的係統位移—由此形成了西方個人主義曆史的新階段。我們生活在第二次個人主義革命的年代：私有化在擴大，社會認同受到侵蝕，政治與意識形態受到排斥，個性特征越發多變。總之，隻有當上述個人及日常生活層麵的革命完成後，我們的時代才能放棄革命末日論。
民主社會處在進化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在按照新的邏輯被不斷地重塑著，我們稱這個邏輯為“個性化進程”。沿著這個邏輯，我們便更容易去理解民主社會了，本書的分析也是以此為中心而逐步展開的。但個性化進程在重塑社會的時候，不同社會階層被重構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樣的。鑒於我們的社會采用的是多元的、特有的架構標準，因此力圖三言兩語便將整個社會說清楚的理論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本書之所以擁護單一的方案，是因為我們並非依據實時的觀察，而是基於曆史來繪製曲線，並從中總結出關於製度、生活方式、追求以及個性化的趨勢線。從橫向對比和縱觀曆史這兩個角度出發，來考察個性化進程，為我們明確了前進的道路、發展的新方向以及社會製約和組織架構的類型，使我們擺脫了一直盛行到20世紀50年代的“紀律、革命、契約”的模式。個性化進程已經走過民主—紀律、普遍主義—清戒主義、意識形態—強製約束等矛盾並存的現代社會初級階段，但鮮有人將個性化進程的發展看作是資本主義培育商品的一種戰略，因為其中有著人性化的一麵。 在兼並另一個完整的體係時，即便原有體係的確非常有利於勞動力再生產以及剩餘價值的提高，但要想保留它的部分工具性質的功能也是不切實際的。由此，我們得出另外一種假設：這是正在進行中的社會學上的全麵轉變，是一種曆史的創造。它類似於卡斯托利亞迪斯（Castoriadis）[1]所謂的“假想的中心意義”，即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一種組織架構與意識、價值觀與行為的協同組合。隻有藝術界和心理分析界提前幾十年預料到了它的出現，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