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麵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於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裏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麽可記之事。隻為了一篇《玩笑隻當它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來信，筆伐得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複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麵。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裏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閑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著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麽說不可以，那麽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雲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麽，非奴隸文章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