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謂人才，有經緯之才，有吏能之才。廖立屬於前者，有經邦治國之才，而劉備、諸葛亮卻隻把他作為吏能之才來任用。因廖立不盡心理事，還常發牢騷，這就難免仕途坎坷了。當時的士人，若被大材小用，便常用消極的態度來表示反抗。例如：龐統初歸劉備，“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後來，還是孫吳的魯肅向劉備建言：“龐士元非百裏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方才得以重用。又如：蔣琬最初被劉備封為廣都長，蔣琬很不高興，整天喝酒不理事。劉備去視察，他也漫不經心。劉備大怒，要殺蔣琬，諸葛亮保釋了他，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也。”後來蔣琬果然成了蜀國的謀士。龐統有魯肅推薦，蔣琬有諸葛亮推薦，而廖立無人推薦，真有點機運不好！
廖立對時政的批評，總起來有兩個方麵：一是指出劉備用人不當；二是批評軍事戰略上的謀劃不周。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昔先帝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三國誌·廖立傳》）應該承認，廖立的這些批評，不僅相當大膽，而且是尖銳中肯的。
事實上，劉備集團在赤壁之戰後，確實在政治策略和軍事戰略上犯了一係列的錯誤：
其一，不取漢中而與孫吳爭南三郡。在三國幾大勢力的角逐中，介於關中與巴蜀之間的漢中處於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對巴蜀，誠如益州人士楊洪指出的：“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三國誌·楊洪傳》）早在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劉璋請劉備入川，使擊漢中張魯，即出於這一考慮。如果說這時的劉備，意在保存實力圖謀益州而不願北取漢中，尚屬可諒，那麽，建安十九年（214）劉備攻下成都，自領益州後，再不發兵攻取漢中，就是很大的失策。由於錯失良機，僅僅過了一年，就先後發生孫吳襲取南三郡和曹魏進兵漢中的事件。當時，劉備如能先一步進取漢中，無疑是捷足先登，鞏固了益州防務。然而，劉備卻低估了漢中落入曹魏手中的危險性，置漢中於不顧，率軍趕往荊州，爭奪已被呂蒙占據的南三郡。這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不足取的。軍事上，奪回南三郡已非易事，曹魏進兵漢中，益州又在危險之中。劉備率軍趕往荊州事實上已無法改變荊州的局麵，相反，卻為曹魏取得漢中開了方便之門。政治上，劉備去奪南三郡，使本來就很脆弱的孫劉聯盟又出現了新的危機。結果，兩線受敵的劉備不敢與孫吳戀戰，繼續南三郡的爭奪，不得不與孫吳達成和議，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反被曹操奪得了漢中，使益州根據地頓時緊張起來。曹操取漢中並非最終目的，而是要以漢中為據點，吞並益州。故進據漢中的曹魏大將夏侯淵、張郃，不斷攻掠益州，正像廖立所指出的那樣，“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究其錯誤，劉備是難逃其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