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回到了美國，隨後又被派到彼得格勒（Petrograd）去執行一項秘密任務。[1]在接受這項任務的時候我有些猶豫，因為感覺自己不具備一些必需的能力，但在當時看來，我似乎是最佳人選，因為我是一名作家，利用這個身份我能夠很好地隱藏自己。當時我身體不太好，經常有出血的症狀，畢竟我以前學過醫，所以我大致能夠猜到我得的是什麽病，我拍了一張X光片，上麵清清楚楚地顯示我患的是早期肺結核。但是我不想放棄這次任務，畢竟俄羅斯出產了那麽多偉大的作家，比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我夢想著在從事間諜工作的間隙為我的寫作找到一些新的素材，所以我借用了愛國主義的名義，跟為我治療的醫生說：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刻，我做出這麽一點犧牲不算什麽，而且我自己是學醫出身，明白自己的病情，不會做出出格的舉動。
出發時我鬥誌昂揚，而且錢包裏也是鼓鼓的，[2]有四位忠誠的捷克人作為聯絡員，在我與馬薩裏克教授（Professor Masaryk）之間傳遞消息。這位教授手下有六萬多人，分布在俄羅斯各地。這一任務責任重大，我不禁油然而生一種使命感，去的時候我的身份是私人間諜，這樣的話，萬一出了什麽麻煩我會更容易脫身，我的任務是與反對政府的一些黨派取得聯係，設計一套方案使俄羅斯不會退出戰爭，同時阻止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當然這項任務最終失敗了，我總在想，如果能夠早去半年，說不定就能夠成功，不過這都是事後諸葛亮的說法，各位聽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當真。在我到達彼得格勒三個月後，局勢發生巨變，[3]我的計劃徹底落空。
我返回了英國，我當時已經積累了很多寫作素材，特別是我認識了一位相當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鮑裏斯·薩文科夫（Boris Savankov），他是一名擅長暗殺的革命者，就是他暗殺了聖彼得堡總督特雷波夫（Trepov）和謝爾久斯大公（the Grand Duke Sergius）。但在離開時，我對一切都失去了幻想。他們太善於空談，而又怯於采取行動，猶豫不決，冷漠無情，隻善於喊口號不善於行動，做事沒有誠意，意誌不堅決……我在俄羅斯的這段時間裏，這些現象隨處可見，讓我對俄羅斯以及俄羅斯人完全失去了信心。我回國的時候身體特別虛弱，因為我的工作性質非常特殊，這使我很難從大使館獲得應有的食品供給，所以，很多時候我和一般俄羅斯老百姓一樣需要餓著肚子（當我到達斯德哥爾摩後，我需要花一天的時間去等待一艘驅逐艦帶我穿越北海，這時我跑進了一家糖果店，買了一磅巧克力，在大街上就吃了起來）。上麵還有一個計劃，就是派我前往羅馬尼亞去參與波蘭人設計的一項秘密計劃，具體情節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由於各種原因，計劃泡湯了。我對此並不感到遺憾，因為當時我病體沉重，咳嗽得厲害，感覺下一聲咳嗽隨時會把腦袋震下來，而且不停地發燒，燒得我晚上睡不好覺，那幾天的日子真是難熬。到倫敦後，我趕緊去找最有名的專家，他讓我趕緊收拾一下去蘇格蘭北部的一家療養院（療養院位於阿伯丁郡，是一家專門治療肺結核的大型私人療養院），於是後麵的兩年我就是在療養院裏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