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兩個星期，參政院有可能審理瑪絲洛娃的案子，聶赫留朵夫打算到那時候趕到彼得堡去，如果在參政院敗訴，就依照寫狀子的律師的主意，向皇上告禦狀。據律師的估計，上訴可能毫無結果，對此必須有所準備，因為上訴的理由很不充分。要是這樣的話，有瑪絲洛娃在內的一批苦役犯可能就在六月初出發，聶赫留朵夫是下定決心要跟著瑪絲洛娃到西伯利亞去的，那就必須做好準備，所以現在必須到鄉下去，把鄉下的事情料理料理。
聶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車上最近的庫茲明，那是一個黑土地的大莊園，他的主要收入就是從這兒來的。他在童年和少年時期都生活在這個莊園裏，成年後又在那兒住過兩次，還有一次奉母親之命帶著一個德籍管家上那兒去，同他一起檢查莊園經營情形，所以他早就熟悉莊園的情況以及農民和賬房的關係，也就是和地主的關係。農民和地主的關係，說得斯文一些，是一種十足的依附關係，說得幹脆些，是農民受賬房奴役。這不是像一八六一年廢止的那種明顯的奴役，即若幹人受一個東家的奴役，而是一切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共同受奴役，總的說，主要是受更大的地主們的奴役，有時也例外地受到生活在農民中間的一些地主的奴役。聶赫留朵夫知道這一點，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為莊園的經營就是建立在這種奴役的基礎上，而他協助檢查的就是這種經營體製。不過，聶赫留朵夫不光是知道這一點，他還知道這是不合理的，是殘酷的，而且他從學生時代就明白了這個道理，那時候他就信奉亨利·喬治的學說，熱心進行宣揚，並且身體力行，把父親留下的土地分給農民，認為在當今時代擁有土地和五十年前擁有農奴一樣，都是罪惡。不錯，自從他在軍中服務，養成每年揮霍兩萬盧布的習慣之後，所有這一類學說對他的生活已經不再有什麽約束力，已經忘得一幹二淨，他不但從來不問自己對待財產持什麽態度，從來不問母親給他的錢是從哪裏來的，而且竭力不去想這種事。不過，母親一死，他繼承遺產，就不得不經管自己的產業，也就是要經管土地，這樣一來，如何對待土地私有製的問題就又出現在他的麵前。要是在一個月前，他可以對自己說，改變現行製度他無能為力，莊園也不是他在經管，這樣他遠離莊園而花著從莊園匯來的錢，多少還能心安理得。現在他可是下定了決心，盡管他就要上西伯利亞去，盡管同監獄方麵還要有一些複雜而艱難的交道，而這都需要花錢，他還是不能再維持現狀，而是要克製自己的私心，改變現狀。因此他決定自己不再經營土地，而是以不高的代價租給農民去耕種，使農民有可能在一般情況下不再依附於地主。聶赫留朵夫不止一次拿地主和農奴主的情況進行比較，認為地主不雇工耕種而把土地租給農民，相當於農奴主把農奴的徭役製改為代役租製。這樣並未解決問題，但這是向問題的解決邁出了一步：這是從凶狠的壓榨形式過渡到不太凶狠的壓榨形式。他就決定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