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慈禧太後從幕後走上前台，再次訓政，大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從此開始了一個所謂“維新變法的反動時期”。這一時期所謂政治上的反動當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實行的舉措，似乎都值得拿出來重新討論其價值。而新政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向西方學習，所以這一政治上的反動時期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無疑鼓勵、縱容了盲目的排外主義，啟發了中國國內莫名其妙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先前幾十年向西方學習的選擇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中國的未來隻能從自身的傳統中去尋找，何況中國幾千年來常常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呢？至於中國到了近代的落後，在那時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意識幾乎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西方列強不管怎樣具有物質上、軍事上的優勢，那實際上都是表麵的和暫時的。西方列強在本質上與中國曆史上的周邊少數民族一樣，都是有待中華文明進行教化的一群落後的“蠻夷”。他們夢想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所謂文化規律，期待中國終究有一天會用自己的獨家本事去教化這些蠻夷，並最終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