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作品是寫得頗為空靈的，比如《複仇》、《曇花、鶴和鬼火》、《天鵝之死》。空靈不等於脫離現實。《複仇》是現實生活的折射。這是一篇寓言性的小說。隻要聯係一九四四年前後的中國的現實生活背景，不難尋出這篇小說的寓意。台灣佛光出版社把這篇小說選入《佛教小說選》，我起初很納悶。去年讀了一點佛經，發現我寫這篇小說是不很自覺地受了佛教的“冤親平等”思想的影響的。但是，最後兩個仇人共同開鑿山路，則是我對中國乃至人類所寄予的希望。我寫《天鵝之死》，是對現實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的。《汪曾祺自選集》的這篇小說後麵有兩行附注：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淚不能禁。
我的感情是真實的。一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灑、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你們如果跟我接觸得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在一次北京作協組織的我的作品座談會上，最後，我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這可以說是我的文學主張。我說我所說的“現實主義”是能容納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不應該排斥、拒絕非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要摻進一點非現實主義的成分。這樣的現實主義才能接收一點新的血液，獲得生機。否則現實主義就會幹枯，老化，乃至死亡。但是，我的作品的本體，是現實主義的。我對生活的態度是執著的。我不認為生活本身是荒謬的。不認為世間無一可取，亦無一可言。我所用的方法，尤其是語言，是平易的，較易為讀者接受的。我的小說基本上是直敘。偶有穿插，但還是脈絡分明的。我不想把事件程序弄得很亂。有這個必要麽？我不大運用時空交錯。我認為小說是第三人稱的藝術。我認為小說如果出現“你”，隻能是接受對象，不能作為人物。“我”作為讀者，和作品總是有個距離的。不管怎麽投入，總不能變成小說中本來應該用“他”來稱呼的人物，感覺到他的感覺。這樣的做法不但使讀者眼花繚亂，而且阻礙讀者進入作品。至少是我，對這樣的寫法是反感的。有這個必要麽？小說是寫給讀者看的，不能故意跟讀者為難，使讀者讀起來過於費勁。修辭立其誠，對讀者要誠懇一些，盡可能地寫得老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