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陪審員，這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必須謹慎從事。我們已經聽見，公訴人自己也承認，他直到最後一天以前，直到今天開審以前，對於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殺人一層，還抱著猶豫不決的態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後來信呈交給法庭以前，還在遊移不決。‘完全照所寫的實行了!’但是我還是要重複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蹤她的，隻是為了去打聽她在哪兒。這是無可置辯的事實。假使她在家，他不會跑到任何地方去，而會留在她身邊，也就不會履行信裏所說的話。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於偶然的，對於自己那封醉後所寫的信當時也許已經忘得一幹二淨了。有人會說：‘他抓了一根銅杵在手。’你們都應該記得，就從這根銅杵上還給我們發揮了一整套的心理學：為什麽他要把這銅杵當凶器，把它當作凶器一般抓在手裏，等等，等等。我的腦子裏立刻產生出一個極尋常的念頭：假如這銅杵不放在眼前，並不在架子上，被告是從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櫥櫃裏，那時候它就不會讓被告看見，他就會不帶凶器，空著兩手跑去，這樣當時也許就不會殺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麽能斷定銅杵是預謀殺人的證據呢？不錯，他在酒店裏嚷著要殺死父親，而兩天以前，寫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靜，在酒店裏隻和一個商店夥計吵了一下嘴，‘因為卡拉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謀殺，還要按照計劃，按照所寫的辦法去實行，那他一定不會和夥計吵嘴，也許根本就不會去進酒店，因為一個人起意要幹這樣的事以後，總是會竭力安靜退縮，力求不拋頭露麵，不讓人家看見他，聽見他‘最好忘掉了我’，不過這並不全是出於心計，而是出於本能。諸位陪審員，心理學是兩頭的，我們也懂一點心理學。至於說到整整一個月以來在酒店裏叫嚷的話，那麽一幫孩子，或者那些從酒店裏走出來互相吵吵鬧鬧的醉鬼還嚷得少嗎：“我要殺死你!”可實際上並沒有殺。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後的氣話，不也和從酒店裏出來的人嚷嚷‘我要把你們統統殺死’的話一樣嗎？為什麽不是這樣，為什麽不會是這樣？為什麽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為什麽它不是可笑的？就因為發現了被殺死的父親的屍首，因為有一個證人看見被告在園裏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寫的計劃實行了，因此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謝天謝地，我們總算講到了要害問題：‘既然在花園裏，那就一定是他殺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裏，就一定是他’這兩句話裏了。全部控訴就建築在‘既然在那裏，就一定是他’的上麵。但假如他雖在那裏，而並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樣呢？哎，我同意，事實的總和，事實的偶合實在是十分雄辯的。但是你們不妨試試別為這些事實的總和所懾服，先做一下個別的觀察。例如說，被告供述他從父親的窗子跟前跑開的話，為什麽檢察官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認它是真實的呢？你們會記得，公訴人說到這裏還大事嘲弄起來，說凶手的心裏竟突然會湧出尊敬的、‘虔誠’的感情來了。但假如果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雖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卻是虔誠的情感，那又怎樣呢？‘大概那時母親在那裏替我祈禱。’被告在預審中供述說，因此他剛一弄清楚斯維特洛娃不在父親家裏，就立刻跑開了。而起訴人卻對我們反駁說：‘但是他隔著窗子是不會弄清楚的。’為什麽不會呢？窗子是被告發了暗號以後打開的，這時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很可能會說出一句什麽話來，會發出一聲什麽喊聲來，使被告突然確信斯維特洛娃沒有在那裏。為什麽我們一定要照我們所想象的，照我們願意想象的那樣去加以猜測呢？現實生活中會出現成千樁事情，就連最精細的小說家也可能會加以忽略。‘是的，格裏戈裏看見門開著，因此被告一定曾經進過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殺死的。’諸位陪審員，關於這個門……你們要知道，關於門開著的話，隻有一個人可以證明，而這人當時本身也處在那種情形之下。好吧，就算門開著，就算被告堅不承認，是基於一種自衛的心情而撒了謊，這種心情在他的地位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算他闖進了屋子，到屋裏去過，那又怎樣，為什麽隻要去過就一定是殺了人呢？他可能闖進去，到各屋跑一遭，也可能推搡父親，甚至打了父親，但是一弄清楚斯維特洛娃不在家，就跑了出來，因為她不在那裏，又因為他沒有殺死父親就跑了出來，而感到慶幸。一會兒以後他之所以會從圍牆上跳下來，跑到被他因一時情急而打倒的格裏戈裏跟前，可能也正因為他能夠產生純潔的情感，產生同情和憐憫的情感，因為他擺脫了殺死父親的**，因為他自己正為沒有殺死父親而感到問心無愧，衷心慶幸。公訴人用驚人的雄辯對我們描繪了被告在莫克洛葉村時的可怕心情，因為正當愛情又重新展現在他麵前，召喚他踏進新的生活的時候，他已經不能再愛，因為在他的後麵有他的父親的鮮血淋淋的屍首，而在屍首後麵就是死刑。但盡管這樣，公訴人到底還承認愛情，不過是用他的心理學來加以解釋：‘酒醉的狀態，罪人被帶去處死刑，還期待著無限長的時間。’等等，等等。可是我又要問，檢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創造了另一個人？被告是不是竟那樣粗蠢，那樣沒有心肝，當在他身上果真沾有父親的血的時候，還能在那種時候想著愛情和在法庭上怎樣狡辯嗎？不，不，絕對不!假使在他身後果真躺著父親的屍首的話，那麽隻要一發現她愛他，召喚他，授予他新的幸福，我敢發誓，他當時一定更會感到雙重的、三重的自殺的願望，而且一定會自殺的!哦，不，他決不至於忘記了他的手槍放在哪裏!我知道被告：公訴人所加於他的那種野蠻粗魯的殘忍無情是和他的性格不相符的。他會自殺，這是一定的；他之所以不自殺，正是因為“母親為他做了祈禱’，他對於父親的被殺是問心無愧的。那天夜裏他在莫克洛葉感到傷心痛苦，完全是為了被他打倒的老人格裏戈裏，他暗自禱告上帝，但願老人能夠清醒過來，重新站起，但願他的打擊不是致命的，因而也免得自己為他受到刑罰。為什麽不能接受對於事件的這種解釋呢？我們有什麽堅不可移的證據，證明被告說謊呢？有人立刻又要說，那麽父親的屍首怎麽辦呢？他跑了出去，他沒有殺死，那麽究竟是誰殺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