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於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著“共和”的假麵，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兵們最愛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為什麽呢？因為這時又還掛著“共和”的假麵。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為什麽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煆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