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麽沒有偉大的文學產生”這問題，還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說了一通，沒有結果。這問題自然還是存在，秋涼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燈火倍可親”的時節，頭腦一冷靜，有幾位作家便又記起這一個大問題來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談》上，渾人先生告訴我們道：“偉大的作品在廢紙簏裏！”
為什麽呢？渾人先生解釋說：“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們，他們都是抱著‘門羅主義’[24]的，……他們發現稿上是署著一個與他們沒有關係的人底姓名時，看也沒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廢紙簏了。”
偉大的作品是產生的，然而不能發表，這罪孽全在編輯先生。不過廢紙簏如果難以檢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較有意思，較有作用的還是《現代》九月號卷頭“文藝獨白”裏的林希雋先生的大作《雜文和雜文家》。他並不歸咎於編輯先生，隻以為中國的沒有大著作產生，是因為最近——雖然“早便生存著的”——流行著一種“容易下筆”，容易成名的“雜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棄其任務，即便是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替代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了。
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台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汙穢，甚而至於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現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來做例子罷，那開頭是——
最近以來，有些雜誌報章副刊上很時行地爭相刊載著一種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隨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絕對無定型，不受任何文學製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則無所不談，範圍更少有限製。為其如此，故很難加以某種文學作品的稱呼。在這裏，就暫且名之為雜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