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過“東方網”記者寫的一篇反映“流調”現場的報道，很感人：
深夜22時許，上海夜闌人靜，但徐匯區疾控中心的疫情24小時值班室仍然燈火通明，徐匯疾控中心防疫計免科科員周祺作為“流調”小組值班人員，正在梳理手頭資料。
“叮鈴鈴……”，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周祺和組員們立即警覺起來，迅速拿起電話，另一頭傳來了焦急的聲音：“喂，徐匯區疾控中心嗎？我院發熱門診發現疑似病例，請速來！”“別急，我們馬上派人處理。”在核實好詳細信息之後，值班人員馬上忙碌起來。向值班領導進行快速匯報後，周祺和組員們立即拿上了後勤部同事準備好的“流調”應急包，包含防護服、護目鏡、手套、鞋套、口罩、調查表格、工作用的手機、密封袋等，立即驅車趕往指定地點。
通過與疑似病例1個多小時的交談，徐匯區疾控中心流調小組成員基本掌握該位患者的行動軌跡。淩晨1時許，回到單位後，他們迅速梳理相關情況；當天早晨7時，周祺準時遞交了報告。
從打響抗疫狙擊戰起，像這樣的不眠之夜，對於周祺而言已然是“家常便飯”。據了解，從患者確診後，流調小組必須在6小時內完成相關病例的流調報告，報告約8頁紙，涉及100多個問題，“有時候多吃一個紅綠燈，心裏都像火燒一樣”。周祺說。
100多個問題，涉及哪些內容呢？周祺舉例稱，比如患者什麽時候開始發病？期間乘坐了哪些交通工具？和哪些人有過密切接觸？有沒有做防護？……“吃過的每一頓飯、坐過的每一個交通工具都要明確，”周祺說，“一份確保詳盡的流調報告，必須形成一條完整的證據鏈，疑似患者在過去14天內每一個時間段的去向、行為都必須嚴絲合縫地卡在一起。這中間，哪怕僅有一個地點是模糊的，都很可能導致無辜的人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風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