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我從菜園裏荷鋤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電話，得知嚴文井先生病逝，不覺心裏一沉，望著窗外的青山，好久沒緩過神來。我遠在南方，來不及給先生送行了，隻能在電話裏囑朋友代送花圈。
我知道，我的那隻花圈將淹沒在花圈海洋裏，先生不一定能夠看見。我還知道，我在滿窗雨霧之前的一聲歎息，隔著千山萬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夠聽到。
我與老一輩文學家交往不多，唯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與其說緣於私恩，不如說緣於公共事務。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學已經解凍，但舊的文學模式仍在慣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圖解隻要換上一個批判“四人幫”的政治標簽，就成了熱門的舊貨新款，得到各種追捧和尊寵。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創，因涉嫌離經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鋒”，還是接通傳統文化的“尋根”，總是遭遇一些大人物嚴厲的麵孔，輕則被責之以“恨鐵+成鋼”，重則被斥之為“自由化”或“精神汙染”。總之，轉曖的文壇仍充滿著肅殺氣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壓重重。在這種情況下，我慶幸一些文學大人物苦盡甜來重新出山，但對他們在台上的一些陳舊而專斷的說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滿。
這樣，我在一些會議上基本不說話，以免惹主流權威們不快。那一天，我出席一座談會，聽到一位老作家為朦朧詩大膽作出辯護，稱現實主義不應成為封閉和刻板的教條，而現代主義一類文學多樣化的嚐試不應遭到封殺。我不覺暗暗吃驚，後找旁人打聽，得知發言者即嚴文井先生，一位來自延安寶塔山下的革命文學家，也是中國文學界資深領導之一。我雖不寫詩，卻一直是詩體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參加過北京一些詩歌沙龍活動，還曾掏出一個月的全部工資買下北島他們的油印詩刊創刊號到處分寄朋友——當時的朦朧詩仍處於“地下”狀態。我沒料到文井先生也讀到了這些油印作品，對文學新探索表現出足夠的敏感、寬容以及支持。這在老一輩中實為異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