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圖的一個微點裏存在過，當過六年的插隊知青，至“文化革命”結束才進入另一些微點，比如大學和都市。我在更微點的大樓和更更微點的公寓和更更更微點的房間裏突然兩鬢生霜。
有人把我的村莊叫做“馬橋”。其實“馬橋”是我在某篇小說中一個虛構的地名，也是中國農村常見的地名，與我的去向沒有特別關係。還有記者說過，我移居鄉下是出於對文壇的失望——這是指我卷入了90年代一場思想衝突，不料招怨於一些論敵，受到媒體上謠言浪潮的狠狠報複。*其實，這位記者並不知道，早在風波發生之前，我已在山裏號下了宅地，蓋起了房子，與報複毫無關係。甚至早在80年代我進入城市不久，我妻子就在一篇文章裏透露：“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秘密現在不說。”——那個秘密其實就是將來返鄉的打算。
實在是蓄謀已久。
我生性好人少而不是人多，好靜而不是好鬧。即便是當知青的時候，除了貧困讓人深深焦慮，大自然的廣闊和清潔從不讓我煩惱，並且在後來很多文學作品中一直是我心中的興奮。進入城市以來，我夢得較多的場景之一就是火車站，是我一次次遲到誤車，是我追著車尾的好一番焦急和狼狽——卻不知道我為何要上這一趟車。我猜想這無非是一種提醒，是命運召喚我去一個未知之地。
我居住長沙或海口的時候，也總是選址在郊區，好像城市是巨大的旋渦，一次次把我甩到了邊緣，隻要高樓叢立的城市旋轉得更快一點，隻要我捏住鑰匙串的手稍稍一鬆，我就會飛離一張張不再屬於我的房門，在呼啦啦的風暴中騰空而去，被離心力扔向遙遠的地方。
1971年的農曆除夕，我決心逃離農村。深夜的爐火奄奄一息，幾位從各地回城探親的知青圍爐聚首，久久地沉默無言，隻有長籲短歎。一個膽大妄為的地下圈子，曾投入詩歌、哲學以及有關毛澤東的辯論，眼下已經情緒降溫。不知是誰，仍以革命家的口吻發出宏論：去他媽的農村！我們都應該進城，應該成為知識分子！隻有知識分子而不是農民才是革命的火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