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新時期文學中的王牌概念之一。我十分讚同作家珍視自我、認識自我、表達自我，反對人雲亦雲眾口一詞的同質化，還有那種全知全能指手畫腳的教化癖。
但前人說過:好而知其惡。我也明白，“自我”一詞本身未免過於籠統、簡單以及含混，一旦離開了對話者之間的語義默契，就可能成為一劑迷藥。事實上，九十年代以來，“自我”確實在一些人那裏誘發自戀和自閉，作家似乎天天照著鏡子千姿百態，而鏡子裏的自我一個個不是越來越豐富，相反卻是越來越趨同劃一，比如鬧出一些酒吧加臥床再加一點悲愁的標準化配方，見諸很多流行小說。“自我”甚至成為某些精英漠視他人、蔑視公眾的假爵位，其臆必固我的偏見，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在這一說法之下取得合法性。在一個實利化和商業化的社會環境裏，在一個權貴自我擴張資源和能量都大大多於平民的所謂自由時代，這一說法的經驗背景和現實效果，當然也不難想象。好比羊同羊講“自我”可能沒有什麽壞處。但把羊和狼放在一起任其“自我”，羊有什麽可樂的？
一個人並沒有天生的自我。嬰兒的自我與成人的自我就不可同曰而語，而前者除了吃奶欲和排泄欲，有什麽可供認識和表達嗎？從嬰兒到成人的過程，豈能在一麵鏡子前封閉式地完成？稍有生物學常識的人知道，一個生物個體的特異，不是這個個體遺世獨立的結果，恰恰是諸多個體組成了係統並且在係統中持久交流與衝突的結果。倒是不能構成共生性係統的眾多個體，隻能像沙子一樣勻質化，即千篇一律的雷同。這就是說，自我隻能產生於社會環境與文化過程，公共群體幾乎是自我之母。
在這一方麵，有些照鏡專家好談佛老。其實佛學一直力破“我執”。大乘佛教倡導“自度度人”，也是擔當社會責任的。佛教重“因緣”，內因外緣就是對一種環境係統的描述。唯識宗將“依他起性”列為要旨第一條，強調任侮“種子”在轉化為“現行”的過程中，有賴於他者的作用，純粹的自我從來不可能生成(見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唯識思想論集》)。有些照鏡專家還好談海德格爾，其實也是愛錯了對象。海德格爾不太懂得整體主義，但還不至於在他的林中小路上自摸成癖。《存在與時間》中最有洞見的部分，恰恰是他發現了“自我”差不多是一個行騙的假麵。他是這樣說的：“此在總是說:我就是我自己；但也許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時候它說得最為起勁。”連“冷漠相處”也是一種“共在”，“這與互不關聯的東西擺在一起有本質的區別。”他不承認“無世界的單元主體”，倒是強調“此在世界就是共同世界，在世就是與他人共同存在。”（見陳嘉映編著《存在與時間讀本》）他差不多用了整整半本書，來說明自我與外部世界是怎樣一開始就相互糾纏和相互滲透，不容人們一廂情願地機械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