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大眾”，很容易把它抽象化。其實，再大之眾也沒有自我神化和逃避解析的特權。小農經濟的大眾，與遊牧經濟的大眾，顯然有些不同。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內的大眾，與伊斯蘭地區的原教旨主義大眾，也不是一回事。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與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相聯係，所謂大眾可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品質以及性能。單是著眼於人口統計中的數據大小，並不能給大眾賦予多少意義。即便這種統計真實可信，對於相關討論來說也遠遠不夠。
在工業消費社會形成以前，與大眾相區別甚至相對立的小眾，是指貴族。人們做出這種區分，使用的是經濟尺度，是階級分析方法。這與後來人們轉用文化尺度，把人群劃分為“大眾”與“精英”兩個類別，大為異趣。精英與貴族當然不能互等。但是在很長一個曆史階段裏，多數文化精英出身於貴族階層，使這兩個概念又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致被後人經常混用。在文化的民主體製實現以前，貴族不僅控製著社會的主要財富，也主宰了學術、教育、宗教、戲劇以及繪畫，成為文化積累和傳承的主要承擔者一包括用科舉考場或者貴族沙龍，吸納貴族圈以外的各種人才和成果，將其納入主流體製。文化的腐滅也好，新生也好，多是有錢人的事。
當然，貴族一旦精英起來，常常把批判鋒芒指向貴族以及貴族製度本身，顯示出貴族的自我解體和自我否定方向。尤其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後，他們的批判性、平民意識以及人道主義理想，確立了“精英”的應有之義，成為精英們的文化標誌。看一看托爾斯泰的傳記、勃勒東的博物館，還有泰戈爾的故居，便可以使往日精英們的形象漸漸清晰。那是一種根植於錦衣玉食、深宅大院裏的道德自省的精神反叛，是貴族逆子們的浴火新生。對於這一些不安的靈魂來說，大眾是他們自救的導向和目標，並且在他們的深切的同情和熱切的向往中，閃耀出神聖的光芒。“勞工神聖”、“大眾化”、“到民間去”等等觀念，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為知識界潮流，並且長遠地影響了後來的曆史。他們或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給窮人（托爾斯泰等），或者試著描寫車夫、奶媽、佃農一類頗為生疏的形象（魯迅等）。當革命的大潮洶湧而來，更多的知識精英直接投入到大眾行列，親身參加土地改革、戰爭、建設等曆史實踐，在那裏胼手胝足摸爬滾打，“改造世界觀”，力圖洗掉自己身上“原罪”般的貴族烙印，訣別自己以前既不會做工也不會種田的腐敗生活方式。以至到了後來的“文革”，無論有多少極端政策讓知識分子暗暗生疑，但單是“與工農大眾相結合”這一條口號，就具有道德上的絕對優勢，足以摧垮知識分子的全部心理抵抗，使他們乖乖就範。在這裏，運動當局對他們輕而易舉的征服，不僅僅依靠權力，更重要的是利用了不公正曆史的自我懲罰，利用了精英們的富貴門第以及由此而來的心理特征:對大眾深懷愧疚並且或多或少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