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八年前，高爾基文學院就在我心中有了教堂般神聖的位置。那時，我剛考入我們中國的魯迅文學院。魯院的前身，叫中央文學講習所，就是五十年代初，丁玲訪問蘇聯後仿效高爾基文學院創辦的。我入學那一期，正趕上中國思想解放的**，而且給我們講課的老師們，不論是作家，還是評論家、畫家、音樂家和教授，他們差不多都受過蘇俄文學的濃重熏陶，於是，以一個沒念過大學的人命名的作家大學，便理所當然在一群沒念過大學的作家心中顯得重要起來。當時，我們這群還留有紅衛兵造反遺風的青年作家，一是為了弄到正規大學文憑，二是要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高爾基文學院比肩，便一再鬧騰，要求將文講所改名魯迅文學院。開明的中國作協領導，支持了下屬這些會員有曆史責任感的熱情。從此，中國也有了一所與蘇聯老大哥同樣名正言順的作家學府。所以，當我走進高爾基文學院這座慕名已久的文學教堂時，恍兮惚兮地又像回到了我的魯院，而當年在魯院學習時，我又常常跑到並沒見過也沒聽說過其麵目如何的高爾基文學院夢遊。高爾基是蘇聯文學的奠基人，他的長篇小說《我的大學》曾風靡世界，對我也產生過很大影響，以至我在魯院上學期間也寫了一篇《我的大學》小說，並且有了這樣一種心理感覺：高爾基文學院好像也是我的大學一樣。就為這原因，當我們到了離莫斯科紅場不遠的特維爾花園街，就要邁進高爾基文學院大門了，我還在後悔，沒能趕回賓館換上一套西服。高爾基文學院在歐洲，不穿西服而穿旅遊休閑服去參拜她，是不敬的。我就一再請求翻譯同誌，見麵時一定先跟主人解釋一下，我們是於旅途中臨時趕來的。

盡管我事先已有思想準備，高爾基文學院不可能像剛看過的皇宮和教堂那樣豪華，但見到高院後，一件往事兒還是不由自主湧上了心頭。有一年，也是培養作家的遼寧文學院開學，一個遠道而來夢想當作家的女生報到後就哭了，她萬沒料到自己夢寐以求的文學聖殿竟是那樣的寒酸。高爾基文學院也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當然，再怎麽出乎意料我也不可能哭，傷心都不可能，我畢竟已懂得了文學是怎麽一回事，文人是怎麽一回事了，再寒酸的文學教堂我也會虔誠地對待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