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到上海采訪的第一個學校是華東理工大學，這個學校是上海幾十所高校中貧困生最多的一所。學生工作部的老師特意給我介紹來了該校96級化學專業的曾祥德同學。
在我麵前坐著的這位瘦小的同學身上，看不到一點點在東方大都市上學的那種特有的上海大學生風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蠻新的罩衣和很舊的球鞋，低著頭、搓著手說話的神態，一看便明白地告訴你這是個“山裏娃”。
隻有知識和語言屬於這座著名大學的學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讀大學一年多，沒上街出去過。隻有在香港回歸那天學校組織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兩個小時就回來了。”曾祥德同學說。
“老師說你是1995年考上大學的，怎麽你現在才是96級學生呢？”
“我考上大學後整晚了一年才有學籍的。”他說。
“為什麽？”
“接到錄取通知書後家裏沒有錢，我就出去打工，給耽誤了。”
“那——你當時沒怕失去學籍？那樣不就遺憾終身麽！”
“我當然知道。可……當時什麽辦法也沒有。”他抬起頭時，兩眼淚汪汪。
“能給我說說嗎？”我輕輕端過杯中水，怕觸痛他的傷痕。
曾祥德同學穩了穩神，說：“可以。”
下麵是他的話：
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區，全家六口人，種四畝地，豐年時夠吃，能賣點農作物換些油鹽醬醋的現錢，一到災年就有四五個月靠東借西挪過日子，所以我的同齡人中一般初中畢業就休學了，不是在家幹活，就是到外地打工。我六歲上學，同時也開始幫家裏幹活。八歲時我就能挑水、打豬草，十歲便能下地與大人一起幹農活。父親在一家窯廠幫活，後來弄傷了身體，花了不少錢，家裏因此欠了很多債。中學畢業後，父母讓我去廣東打工，說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該為家掙錢了。我沒聽，因為我心裏有個“大學夢”，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樣結局了。我在家裏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掙錢了，家裏就剩我是主勞力。記得讀高二時，父親在農忙時把腳扭傷了不能下地，母親本來一直有病躺在**。地裏所有的活就我一個人幹，十四五歲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寶貝兒，可我們不行，不僅要幹繁重的活，而且還得挑起全家生活與勞作的重任。那十二天裏，我不分日夜地幹，硬是一個人既收割，又播種。鄉親們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還能說出個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們說二娃將來準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華東理工大學錄取。爸媽對我上大學並不怎麽高興，他們覺得上大學還不如去廣東打工。說你上大學四年，一分不能為家裏賺錢，還要一年花幾千元的學費，這裏外裏，四年家裏要損失多少？就說大學好，可以後畢業了還說不準連工作都找不到，不還是去打工嗎？所以勸我別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窮山溝溝裏十幾年上學你不知有多苦！我絕對不會放棄好不容易得來的機會。可是總不能兩手空空去上學呀！入學通知書上寫得清清楚楚，學費和學雜費幾項加起來得4000多塊！上哪兒弄出這麽多錢？親戚朋友也沒富人，自個兒家裏連吃飯都成問題，當時我真覺得走投無路。父母畢竟心疼兒，最後悄悄把家裏惟一的一頭耕牛給賣了。當我從他們手裏接過那幾百塊錢時，我就有自己上大學是一種罪過的感覺。可幾百元的耕牛錢與幾千元學費之間還差遠著呢！不得已，我流淚告別家人，踏上了漫長而遙遠的打工攢學費的艱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