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第二個字還是忙！”秦文彩說，自從“3·26”人民大會堂的那次匯報會後，他和石油部主管海洋石油對外工作的張文彬副部長等“海洋組”的同誌，每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還嫌不足。“白天上班時間不用說有多忙碌。而晚上你也沒有多少休息，因為我們每天都要與歐美國家的石油公司取得聯係，我們的夜裏，正好是他們的白天，有些事就隻能等到半夜去處理……”秦文彩說。
1978年的中國北京是什麽情況？我們許多過來的人都非常清楚：你要打一個長途電話，就必須到複興門東邊的長途電話局去排隊，一個電話等上三四個小時是常事；你若打電報，就得去西單長安街的電報大樓等候。石油部對外聯係的都是國際電話、國際電報，等候的時間就更長了。那時能打國際長途的全國隻有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石油部與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在海上鑽井，如果要打一個國際電話，先得通過電報打到陸上的北京或上海，然後再轉香港線路，才能再轉到某個國家。這還不是特別難的問題，讓秦文彩和石油人感到傷腦筋的是：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時，許多時候你必須得通過上麵一道又一道的機關審批，你還得等待外交部，甚至是國家安全局的批文。“但所有這些等候和審批，我們都認為是必須和無條件的。我記得非常深的一次給某國際公司發邀請，光跑批文就走了三四十個部門。那時我們沒有怨言，因為大家心裏都清楚，這是代表國家在對西方世界進行‘有禮有節’的合作與鬥爭，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河水到底有多深多淺，誰也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一點是：弄不好會淹死人的。所以盡量小心謹慎為妙。”秦文彩回憶起那段往事，苦笑著說。
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稍稍露出一條縫隙，西方世界便蠢蠢欲動，甚至歡呼萬歲。當時中國的石油人並不知道一個背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同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展開“石油戰爭”後，連續幾次的“禁運”和蹦跳式的大漲價之後，那些依賴石油進口的發達國家越來越意識到石油短缺對自己發展的威脅，於是全球性的石油勘探熱在很短時間內風風火火地被掀了起來。“至1978年，幾乎所有石油勘探設備都被租用出去，並且越來越多的資金在後麵等待著新一輪的投入。”一位石油經濟評論家當時這樣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