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寫於上個世紀末的文字——《靈之舞》《人之鏡》《靈魂之旅》，在今天看來還有再版的必要，這使我有一種複雜的心情。當年魯迅先生批判國民性，曾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認為有一天不再有人看他的文章和書了，中國就有救了。但時至今日，魯迅的書還是暢銷書，未聽說賣不掉的，先生應該感到無比失望了。我當然不敢自比魯迅，但至少同樣在批判國民性，卻並沒有當年先生的那種期望，反而有一點小小的成就感：終於有更多的人關注我說的那些事了！這種感覺從何而來？我想也許是我和先生的立足點已經不同了。先生當年是想在一代或兩代中國人之間來完成“改造國民性”的工作，當然會認為兩代人之後如果還有人熱衷於讀他的書，就說明他的計劃的失敗；而我的立場已從“國民性批判”轉移到了“人性批判”，認為我寫書的目標應該是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中植入更高層次的人性的素質，這種植入是不能通過遺傳固定下來的，也不能搞一場運動來普及，而必須每一代人用自己的努力去不斷爭取。我不過是以我的經曆和體驗，為這種努力做一種實驗，以對得起我的時代。當然如果這種實驗對旁人也有啟發，我會十分高興，並且我堅信，凡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東西必定會給人帶來啟發，不僅是給中國人，而且是給一切人。但我的寫作不是為了拯救別人，而是為了拯救自己。
鄧曉芒
二○○九年七月十日，於珞珈山
[1]斯威布《希臘的神話和傳說》，楚圖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重印，第404頁。本章中以下引文隻注明頁碼。
[2]《你往何處去》，林洪亮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219頁。本章以下引文隻注明頁碼。
[3]《唐璜》，第一章第60節，查良錚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本章以下引文隻注明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