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琨、祖逖、桓溫和劉裕都是南朝出類拔萃的將領，他們的業績都與北伐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西晉末年，戰亂頻仍，中原失鹿的司馬睿攜百家士族渡江，進駐江南，這就是以後的晉元帝。驚魂甫定，他們君臣立即被秦淮河綺麗的風光所陶醉，燈紅酒綠，笙管竽琴，演繹起霓裳羽衣的風流故事來。而且，以後的南朝統治者承其餘緒，一演繹就是五朝三百年，偏安之局成，蹈厲之誌弭。北伐，成了與偏安相始終的光榮的夢幻。
《世說新語·夙慧》說，晉明帝九歲時，有次坐在元帝膝上，恰好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向來客打聽洛陽淪陷以後的情況。講到悲慘的地方，不覺傷心落淚。明帝問大人們為什麽要哭，元帝才把南渡逃難的往事告訴他。接著便問明帝：“你說長安離我們遠，還是太陽離我們遠？”回答說：“太陽遠。因為從來沒聽說過有人從日邊來，由此便可知道。”元帝以為自己養了個神童，大奇之。第二天向群臣講起這件事，講罷之後，為證實此事，又喚出明帝，重新問昨天的問題，而明帝卻回答說：“太陽近。”元帝為之失色，說：“你怎麽改變了昨天的看法？”回答說：“因為抬頭隻看得見太陽，而看不見長安。”此語一出，滿朝淒然。的確，對恢複感到無望而又侈言北伐，是東晉以後曆代偏安朝野普遍的狀態，他們有一根敏感的神經，輕輕觸動，就戰栗不已。所以“新亭對泣”座中既有無望的哀歎，更有慷慨的陳詞，中心隻有一個：北伐、恢複。這當然是極富煽情性的。偏安朝野好談恢複，好喊北伐，似乎成了一個定例，建康城裏的儒生們，就喜歡將其作為精神消遣。《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八載，梁時文士吳均好為慷慨軍旅之作，如《劍詩》雲：“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表達了強烈的立功豪情。後來，梁武帝召見他，問他：“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吳均無言以對。後來梁武帝被圍台城，吳均也在圍城之中，梁武帝再次問計於他，吳均惶恐萬分，不知所答，躊躇半晌，畏畏葸葸地說還是投降為好，遭到雖然低能、雖然身陷重圍但又倔強不屈的梁武帝一頓痛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