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東聯先生《略論長沙走馬樓吳簡中的佃田租稅簡及相關問題》（見《考古耕耘錄》，嶽麓書社2000年版）另辟蹊徑，認為埋簡與“呂壹事件”有關。孫權即位後，為加強中央集權，設立校事、察戰兩個官職，負責監視臣下百官。嘉禾以後，更任用呂壹為中書校事。呂壹是個酷吏，他自己是南遷人士，因此對江東士大夫進行了無比嚴酷的打壓，丞相顧雍被無罪免職，江夏太守刁嘉被誣陷，差點被殺。東吳政權的大功臣陸遜見呂壹專權，無人可製，甚至與太常潘浚相對哭泣，由此可見江東士大夫幾乎被逼到了絕境。東吳立國初期那種君臣和睦、上下同心的局麵至此一去不複返了。呂壹的嚴格審計推行到長沙，便受到了封邑在長沙郡的顧雍、步騭、潘浚等的強烈反對。他們聯合起來，諫勸孫權，抵抗典校。由於孫吳政權中領兵製的特殊性，孫權最終得以妥協，於赤烏元年（238）誅殺呂壹，廢除典校。長沙郡當然也隨即停止了典校，郡府將這些原來典校的文書檔案集中埋藏於郡府內廢棄井窖中。這種獨特的處理方法既有廢棄的意思，又是暫時保存、防患於未然的做法。我以為，邱說是有見地的。十餘萬枚簡牘排列有序，且都是經濟、戶籍一類，而絕無政治、軍事文書，即可見與戰亂無關。而按之《三國誌·吳書》，呂壹伏誅史實確鑿，《吳主傳》《顧雍傳》《步騭傳》《潘浚傳》《諸葛謹傳》中都有記載，亦有力地支持了邱說。
這裏，我想提出的是“呂壹事件”的“定性”問題，我不同意邱文所謂“呂壹性情嚴峻，執法嚴厲，其做法嚴重損害了各州郡及領兵的權益，引起了朝野內外的強烈不滿”雲雲。吳當然是一個領兵製的政權，大領兵既是將軍，又是郡守，管轄著郡內的土地租稅和人口。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孫權的政治是一種暴政。吳國的刑罰殘酷，賦（租稅）調（兵役）繁重。《吳書·陸凱傳》說：“調賦相仍，日以疲極。”連張昭、顧雍和陸遜等人都說太重，請求減輕一些。孫權對文武官吏存著戒心，因此用刑嚴峻。針對不少武將因畏罪投降魏國，他迫令帶兵守邊境的督軍和將軍交出妻子做保質，如有叛逃，便殺戮保質甚至誅滅三族。大將甘寧戰功赫赫，死後葬於蔣山。孫皓聽說甘寧墓有王氣，竟然在甘寧墓後麵鑿出一條水溝。唐人溫庭筠《過吳主陵》“虛開直瀆三十裏，青蓋何曾到洛陽”，就是諷刺此事。孫權又養一批人叫作校事、察戰，監視文武官吏，發現一些事件，動輒加罪殘殺。良史陳壽在《孫權傳》後評曰：“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這是很中肯的。呂壹就是一位以“苛慘”著稱的校事。此人《吳書》中沒有立傳，但《步騭傳》中載有步騭曾為呂壹肆虐事上書孫權，說：“聽說掌管刑獄的官署挑剔細微，吹毛求疵，然後誣陷為大案重罪，常以陷害別人來作威作福。無罪無辜的人，卻要意外地遭受大刑，致使官吏百姓人人心存恐慌，不寒而栗。”還說：“今小小的官吏隨便做一點事，都和古代的獄官不一樣，靠接受賄賂來斷案，草菅人命，而把過失歸於朝廷，為國家招來怨恨。一人得意，使以仁義治理天下的事業遭受損失，非常可恨！”步騭是“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陳壽評語）的大臣，他上書所雲，當有事實根據，則呂壹的行徑可想而知。《顧雍傳》說：“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則具體到呂壹不僅狠毒，而且假公濟私，有貪賄罪行。後來，孫權處置呂壹後，“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吳書·孫權傳》）孫權素來心高氣傲，以吳主之尊而向臣下認錯，可見呂壹確實幹了不少壞事，致使他十分內疚。所以，呂壹伏誅在當年的孫吳故地應該是一件令人稱快的事件。不管長沙郡的文獻主管者對此是什麽態度，將這十數萬枚典校簡牘藏於枯井之中，應該是應付國內突發事變的極為穩妥的措施。如繼續實行典校的政策，則埋簡意在保護；如廢止典校的政策，則埋簡意在廢棄。而無論如何，上司都不會怪罪。埋簡者是用心良苦的，然而他不會料到，這一天他埋下了一座轟動世界的博物館。一千七百多年後，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口枯井耗費聰明才智，吳國的榮耀和恥辱，將由這口枯井吞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