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之後，魯迅去意已定。但何去何從，今後的路怎麽走，飯碗問題如何解決，都是必須慎重考慮的。況且，此時已經不隻是他一個人的事了，身邊還有許廣平，得一同認真商量，仔細籌劃。
浙江省政府方麵聘請他的好友許壽裳擔任“視察”，浙江又是魯迅的家鄉，有人建議魯迅到杭州去；也有人請他到南京去；北京的燕京大學表示要聘他做教授。從北京到廈門到廣州，一年多來，魯迅說他“漂流了兩省，夢幻醒了不少”，“政、教兩界”，決不涉足了，“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政界，先有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對舊官僚的領教，後有在廣州對新政客的認識，魯迅在給朋友的信中談了他的看法：“我常歎新官僚不比舊官僚好，舊者如破落戶，新者如暴發戶，倘若我們去當聽差，一定是破落戶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發戶子弟，則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邇哉。”杭州是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所在地，南京是國民黨中央政府所在地，都是新舊官僚麇集的地方。何況魯迅已經目睹了國民黨政客是怎樣舉著孫中山的旗幟，念著孫中山的遺囑，去大肆捕殺前一天還是同盟者的共產黨人及青年學生的。他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並從心底厭惡蔑視他們了。杭州、南京他是不去的。他原以為教育界幹淨清靜些，但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的人事糾葛、繁雜瑣事弄得他心煩意亂，他不想再陷進去了。他很想靜下心來，專做譯著的事，看來最適合他的還是一個人讀書作文。他想折回居住時間最長也最熟悉的北京去，雖然北京已為新軍閥張作霖控製，雖然北京的“國故”太多，但還算得上適於他專心譯著的理想地方。可是，北京有母親、朱安，還有周作人夫婦，他和許廣平一起回去，確有諸多不便，在這種境況下，實在是近處不如遠離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