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8日，魯迅編定《故事新編》，作《序言》；29日，編定《花邊文學》，作《序言》；30日，編定《且介亭雜文》，作《序言》及《附記》；31日，編定《且介亭雜文二集》，作《序言》和《後記》。
在寒氣襲人的深夜，在生命曆程中最後一個歲末與歲初之交，魯迅真切感受到了生命的充實。新年的鍾聲已經響過，翠綠色的台燈映照著一摞厚厚的文稿。魯迅提筆寫道：“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裏的最末一篇止，共曆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後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這樣的增長趨勢，明示著魯迅越來越把創作的重點放在雜文一邊，明示著魯迅對雜文的偏重偏愛。有人貶低和攻擊雜文，魯迅在《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中明確表示：“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還不隻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於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活相。”
《且介亭雜文末編》《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魯迅編定，1937年7月三閑書屋出版
魯迅以越來越多、越來越成熟的雜文創作，回擊對雜文文體抱有偏見者的鄙視、嘲諷和攻擊，衝破權勢者的圍剿和壓製，並致力於推動中國雜文的發展。他這樣做，歸根到底，是因為在所有文體中，雜文是最有益於改造現實社會，最有益於改良人生的：“現在是多麽迫切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於他的鴻篇巨製，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