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太原開庭，法庭就設立在離“萬字樓”不遠處的海子邊大禮堂。經過九天的審理，原第十總隊少將副司令兼政工處處長城野宏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原第十總隊三名團長住岡義一、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分別被判處十三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為閻軍充任教官的大野泰治被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為閻軍充任軍需官的笠實被判處十一年有期徒刑。
被推上被告席之前，抗拒改造的河本大作與岩田清一已雙雙病死獄中。
這些戰犯雖然受到了法律的懲處，但很多中國人內心卻很難寬恕他們的某些罪行。例如，曾擔任過偽滿濱江省公署特務科股長的大野泰治，參與了對抗日女英雄趙一曼的審訊和迫害。再如住岡義一，他曾參與指揮為新兵練膽而組織的兩次“活靶刺殺訓練”，共有三百四十餘人在太原市小東門外的賽馬場被屠殺，其中包括五十餘名八路軍女兵。
免於起訴的人員中，包括親眼目睹了今村方策絕命時刻的第十總隊軍醫湯淺謙，他曾經在長治參與對多名中國人的活體解剖。湯淺謙回國後，致力於發展中日友好和反省日本戰爭罪行，記錄他參與活體解剖經曆的書籍後來在日本出版。從湯淺謙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相關部門對戰犯的思想改造是極其成功的。
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免於起訴的山下正男，這位原第十總隊第六團的連長回到日本時，身穿中山裝式的軍便服，頭戴解放帽，胸佩富有鮮明中國時代特征的徽章，從服飾到氣質，都與一名普通的中國人無異。山下正男後來在日本出版了《我懊悔的青春》一書，記述了“殘留日軍”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關押於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城野宏服刑十五年後被提前釋放，回國之前，他向獄方提出了前往太原參觀、謝罪的請求，獲得中國政府的同意，山西方麵還專門為此成立了接待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