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捷當時的職務是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隸屬華北“剿總”司令指揮。在功德林改造時期，當著眾人的麵，他不止一次地罵過傅作義：“要我死守天津，戰至一兵一卒，他卻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義，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個不仁不義的家夥，一個不知羞恥的東西！”每次罵到這裏，站在側旁的原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總會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談判桌上就沒有籌碼，所以，他還是一個玩弄權術的政客，一個損人利己的小人！”
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義，自然聽不到這些來自功德林的議論，但是，作為曆史的過來人，他懷揣著一種內疚，一種自責，直到把一句話當麵告訴當事人為止。因此，早在周恩來接見獲赦人員的第二天，他就在西單鴻賓樓單獨宴請了陳長捷。那天中午，傅作義早早恭候，陳長捷姍姍來遲。見麵之際，陳長捷甩出冷冷一句：“按照我過去的脾氣，今天是不會來的。可是在共產黨監獄改造十年，脫胎換骨，把脾氣也弄不見了。”傅作義哈哈大笑道：“你我是保定軍校六期的同班同學，你的火暴脾氣，我還有不知道的麽？好在你通情達理，大人大量，所以我必須告訴你一句話，這是埋藏在我心裏長達十年的秘密。”陳長捷依舊沉著臉：“有屁就放，有話就講。”傅作義的神色凝重起來：“天津戰事，我應當承擔全部責任。因為，平津全局動向，已趨和平之勢，結果由於我的猶豫，造成一戰一和，既給天津人民帶來災難，也給同窗摯友帶來不幸……”聽到這裏，陳長捷的眼眶濕了，他主動伸出手來，與傅作義握手言歡，盡棄前嫌。
花甲之年的陳長捷終於一掃雙目陰霾滿麵憔悴，容光煥發地回到上海。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希望首批獲赦人員都能夠留在北京，用他的話說，“這樣我們可以經常見麵。等到春暖花開的季節，我還可以陪大家去北海劃船”。但是，出於需要照顧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顧的原因，曾擴情去了沈陽，盧濬泉去了昆明，邱行湘去了南京。陳長捷之所以要去上海，是因為他的兒子在那邊的一家企業擔任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