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北京回到上海的陳長捷，生活在自己的天地裏。他的天地不大，每日步行去上海市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上班，下班後便步行回到蘇州河畔的家裏。這裏距離他兒子的住宅不遠，所以他的活動空間，最大也就是帶上老伴，去兒子那邊度個周末，享受一下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誠然，獲赦以後選擇去向時，因為是福建人，他曾考慮去福州工作，但孝順的兒子懇請年邁的雙親能來上海，以便在飲食起居上有所照應。陳長捷答應了兒子，實際上就等於拒絕了天津和北京。天津市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考慮到陳長捷擔任過天津警備司令，是天津戰役國民黨戰場的最高指揮官，能夠為地方文史資料的征集有所貢獻，所以歡迎他去天津工作。而陳長捷考慮到天津是他的傷心地，尤其是火燒宜興埠的罪惡，即便天津人民願意饒恕他，觸景生情，他的後半生也隻能在良心的煎熬中度過。至於北京，首先是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歡迎他，其次是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挽留他。傅作義是他保定軍校六期同班同學，又是當年的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擔任著他的上司。然而，隨著傅作義起義，隨著陳長捷被俘，隨著陳長捷當麵以及背後對傅作義的大罵——“讓我們犧牲，做他們向共產黨討價還價的資本”——這兩位同學的同窗之誼已經**然無存。至少在陳長捷看來，傅作義希望他留在北京是一種可笑的懺悔，而他遠走高飛，則是一種並不可悲的選擇。
陳長捷擔任文史專員之前，曾經當了幾個月的清潔工人，而這個工作是他通過努力才爭取到的。根據上海市民政局的安排，他應該像南京的邱行湘那樣去街道企業當工人，但是他以這樣的理由謝絕了：“政府現在給了我公民的身份，我就應該從最底層的公民做起。這和軍人生涯的準則是一樣的：要當好將軍，必須首先當好士兵。”陳長捷是真誠的，每日清晨上班，手拿掃帚如同手拿指揮刀一樣神氣，他脫去草帽，摘下口罩，坦然地麵對過往人群點頭微笑。他負責的地段有五個垃圾桶，按照規定，每周需要清洗一次，他卻規定自己，每周必須清洗兩次。清潔隊負責人有些擔心：“你是我們年齡最大的清潔工，這樣的勞動強度，你會體力不支的。”陳長捷解釋道：“我求的隻是精神愉快，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