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沒有說話。沒有說話的時候，他總是皺著眉頭，心事重重的樣子。杜聿明不懂得偽裝，高興時高興，痛苦時痛苦，一切都寫在他那張略顯浮腫的臉上。是的，他近日身體不好，身體不好的原因是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原因與上次向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提了兩條建議有關。有道是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文史資料選輯》依然采用著來自功德林的交罪認罪材料，依然不署作者真實姓名而且無須征得作者同意。如果事情僅此為止、杜聿明也許會苦笑作罷。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針對他的兩條建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有人反過來給他提了兩條建議：第一，學一篇毛主席的文章《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第二，看一部反映人民解放戰爭的電影《紅日》，如若與共產黨對抗到底，張靈甫的下場便是最後的結局。
杜聿明的思想被徹底打亂了。在他看來，倘若這兩條建議是文史專員們提出來的，那他會欣然接受，並且把獲赦後的生活，權當功德林生活的繼續。原因很簡單：從戰爭罪犯到文史專員，大家的身份變了，但生存的環境沒有變，生活的目的沒有變，因此隻有通過打擊別人，才能抬高自己。然而，事情的嚴峻在於，現在站在對立麵上的不是文史專員，而是代表著共產黨利益的國家工作人員！杜聿明驚詫之餘，突然想到功德林的管理員們，他們隸屬公安部，無疑也是國家工作人員，可是，前者視他為敵，後者視他為友，其間的差距如此之大，著實讓他百思不得其解。
那個年代有許多事情是不需要解釋的。杜聿明參加工作後，工資是一百元，所有文史專員都享受著這個比國家工作人員幾乎高出一倍的俸祿。但是，從1966年5月開始，杜聿明每月隻能在全國政協文史辦公室會計那裏領到五十元錢。那日，同去領工資的鄭庭笈發現鈔票少了一半，不知個中緣由，便去問杜聿明。杜聿明回答說：“過去的薪水讓我受之有愧，現在總算心安理得了。”站在一旁的康澤說：“啥子叫心安理得？我們不過是一群叫花子，別人願意給多少就多少，有我們什麽事？”這天，杜聿明胃潰瘍複發，他來到政協禮堂附近的醫院。這家醫院有一間保健室，是用來為廳局級以上幹部看病的。杜聿明像往日那樣走進保健室，可是剛剛坐下，就被請了出去。“你們的醫療待遇取消了，看病需要排隊掛號。”醫生告訴杜聿明，“按照院裏的規定，你們要求住院的話，必須得到批準。昨天溥儀住院，還是總理辦公室來了電話才讓住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