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氣對於文強而言，是一種特殊的體驗。他羨慕別人，但是從不嫉妒別人，所以從1959年開始，當連續六年幾乎每年都有一批國民黨戰犯獲赦的時候，他批批都要和他們熱情抱別，自己站在高牆之內，目送著他們遠去的背影。1966年春天，第六批獲赦人員離去之際，方靖扭頭回望，發現文強還站在那裏，忍不住再進功德林，與他相擁而泣。文強反而安慰方靖道：“好飯不嫌晚嘛，何況有可靠消息說，我將於明年獲赦。”然而，距離第六批特赦僅過了幾個月，1966年夏天，“**”開始了。起初，就像以往對新中國的一切都表示出興趣那樣，文強對於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也通過看報紙、聽廣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可是，關注的結果令他大失所望，那就是“**”的開始，意味著特赦國民黨戰犯的結束。
如同泄了氣的皮球一樣，文強自此又萎靡不振，神經衰弱，生活的勇氣與信心幾乎**然無存。更糟的是關押的地點也從市內德勝門外的功德林，遷至京郊以北燕山腳下的秦城農場。戰犯們曾經分期分批參加體力勞動的地方，現在成了取代功德林集中關押戰犯的秦城監獄。時過境遷，乍暖還寒，文強在新的環境裏舊病複發，差不多兩月之久，天天躺在**，靠流食和藥物維係花甲之軀。這個時候，家屬可以探監的規定也取消了。在見不到兒子的日子裏，不知為什麽，文強特別思念已經去世的兩位妻子。而第一任妻子周敦琬留給他的那份遺囑，尤其讓他刻骨銘心，沒齒不忘。
這是一件戲劇性的往事。抗戰之初，上海淪陷後，文強以軍事委員會前方辦事處處長的身份，負責收容從上海撤出來的部隊。那日晚上，劉姓參謀向他報告說，發現一個中心學校，裏麵有個女教員叫葛世明，寧波人氏，複旦大學畢業，因現在學校停辦了，她沒有工作，沒有錢，有錢也回不去已被日軍占領的老家。出於憐憫，文強見了葛世明，給了她路費，讓她去長沙找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給她安排一個教員的崗位。長沙失守不久，周敦琬病故。文強遠在上海，來不及回老家奔喪，直至以後調回重慶，才見到了周敦琬的大姐。大姐告訴文強，周敦琬重病期間，葛世明一直精心照顧，晚上伏在病榻打盹，白天還要料理他的兩個兒子吃飯上學，累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大姐交給文強一封信，這是亡妻留給他的遺囑，裏麵寫道：“天底下再也沒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後，你一定要跟她結婚，把她留在我們家，把她養得胖胖的，再為你生兒子。”文強知道，葛世明在報答他，那麽，他也要回報葛世明。與她在洛陽結婚後，文強特意為她蓋了一幢大房子。她在那裏生活了六年，為文強生了三個兒子。國民黨政權垮台前夕，還在淮海戰場上的文強就給葛世明寄了一筆錢，要她賣掉洛陽的房子，帶著兒子，“按政府的規定，撤到台灣去”。文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消息，葛世明是在台灣收聽到的。她收聽的是共產黨的電台，電台廣播說，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按照國際公約，國民黨將領的生活待遇與過去保持不變。聽到這裏，葛世明毅然帶著兒子，趁著天黑，連夜離開台灣逃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