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濤當麵對黃維說：“你是共產黨的功臣，你是國民黨的罪人。”又直端端地對王耀武說：“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國人的罪人。”
活著的人，自然應該活下去。
生活在監獄裏的人，精神總是壓抑的，為了生活得更好，應當更好地調整自己的情緒。然而人類的性靈，卻不大容易捉摸。就拿杜聿明來說吧。淮海戰役中，正當被解放大軍團團圍困在淮北平原的大風雪之中時，他收到了對手陳毅的勸降書。回首戰場，黑壓壓一片殘兵敗將，茫茫乎無一線希望，杜聿明捏著勸降書，不禁有些動心，於是進屋去找邱清泉商量。殊不料邱清泉二話不說，一把火把勸降書化為灰燼。也許邱清泉燒掉的正是杜聿明的猶豫，所以杜聿明走進共產黨監獄的時候，在山東半島特有的涼爽的海風吹拂下，他反而橫生出一股死也要與共產黨決戰到底的勇氣。
過去的事，姑且讓它過去。
影響國民黨戰犯生活的、現在是交罪以後的情緒。盡管他們分別從管理處辦公室交罪出來都感到一陣輕快，但是這種輕快，實際上無異於完成一次奉命而為之的感受。而且，促成他們爭相交罪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寄望於索取以“氣節”為代價的報酬。例如提前釋放、推後改造、增加享受、減少勞動等諸如此類的念頭。當他們發現情況遠不如想象的那樣滿意時，交罪便成為身上的贅疣。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叫作“割條尾巴，長個疙瘩”。於是有的表示懊悔，坐在窗戶底下唉聲歎氣：有的表示明智，把遞給李科長的交罪材料，說成是交給管理員的病假條子；甚至有的表示抗議，躺在大通鋪上，故意穿著踏過汙水的布鞋……
楊伯濤則是快人快語。一個細雨蒙蒙的下午，他步出寢室，穿過走廊，直端端地走到王耀武麵前：“請你向李科長轉告一個意見：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認罪不行。老實說，不要因為雪峰山不會說話，就隨便欺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