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時的名字曾和周恩來連在一起，而他的經曆如同輪船上的定向器，一個一百八十度之後，還得有一個一百八十度，才能平安回來
火車進入天津站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
下了火車的戰犯們，成群結隊地站在車站外麵的空地上，等候專用汽車的到來。
汽車一時沒有到，範漢傑用肩膀碰了碰陳長捷：“陳司令，怎麽還不派車來接我？”陳長捷苦笑一聲，用手指了指獨自徘徊在花圃對麵的杜建時：“你去問他好了，我做不了主。”這位原天津警備司令的話是對的，當年蔣介石從東北回來，國民黨天津市長杜建時與他同往塘沽碼頭迎接的時候，蔣介石對他說：“你來天津不久，杜市長在天津已經三年多，遇事要和他商量，”
範漢傑果然繞到杜建時身旁。不知道是範漢傑的問話勾起了杜建時不愉快的回憶，還是範漢傑的聲音擾亂了杜建時的沉思，他竟然失去了文靜的風度以及學者的氣質，不耐煩地揮揮手，沒有吐出一個字，而他愈發黯淡的神色，正如同海河中的落日。
第二天上午，戰犯隊伍開進南開大學禮堂，聽取校方講解周恩來當年在南開學校的事跡。
講解人說，年僅十六歲的周恩來，在這裏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在他發起的“敬業樂群會”會刊的創刊詞中寫道：“吾輩生於二十世紀競爭之時代，生於積弱不振之中國，生於外侮日逼、自顧不暇之危急時間，吾人生於是時矣，生於是國矣，安忍坐視而不一救耶……天下興滅，匹夫有責！”
講解人說，周恩來和他的三個同學又曾經主持過“南開校友總會”，周恩來擔任宣傳方麵的工作……
講解人繼續講解下去。可是杜建時的全部思維都凝固在這裏，而他昨日的情緒的融化，也是從這裏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