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封市，知根知底的友人們喜歡將呂宏軍和他的父親呂江水稱為登封的兩代“太史公”。
《史記》這部巨著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和他的父親司馬談都做過西漢的太史令。修史撰誌的太史令算不得什麽高官，但是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兩代人都以修史為榮，並且都為這項事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呂宏軍的父親呂江水1949年畢業於洛陽師範，他學的是中文，但是由於熱愛繪畫，所以他自己又選修了美術。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位在登封一所學校任教的老師由於具有繪畫的專長，所以被組織上抽調出來創辦登封縣文化館，並且擔任了第一任文化館館長。
建國初期，登封的文物古跡歸屬文化館管理，1951年第一次維修少林寺大殿，就是由他來主持的。他向登封縣人民政府申請，劃撥到了500斤小麥，算作少林寺大殿的維修經費。1959年，他擔任了登封縣文教局局長。“文革”中他被打倒，1973年之後再度複出，在文教局局長的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4年。30多年來他對嵩山文化情有獨鍾，頗有研究，當他從文教局局長的職位退下來之後，又被請出來擔任了登封縣地方誌辦公室的主任。
坐在登封“太史令”這個位置上，他萌生出了為登封縣修史撰誌的雄心。他發現自從清朝乾隆五十二年之後，登封兩百多年來再也沒有編過一部完整的誌書。於是，他立誌要給登封編一套史誌，以填補這兩百多年來的空白。
1990年，這套巨著終於出版，了卻了老人的一樁心願，贏得了史誌學界的一片讚譽之聲。
呂宏軍出身於這樣一個詩書之家，從小就生活在滿屋滿室的字畫和典籍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父親所鍾愛的嵩山文化。報考大學的時候，他很想學文博或者考古專業，最後卻被北京師範大學的地方誌專業錄取了。1987年畢業之後，呂宏軍先後在嵩山風景區管理委員會、登封市政府辦公室秘書科工作。作為市裏的筆杆子，呂宏軍深得領導器重。2002年，組織部門想安排他到鄉鎮擔任領導職務，在別人眼裏，這是一條通往仕途的捷徑。可是，呂宏軍卻主動提出想去市地方誌辦公室工作。朋友們一個個大惑不解：那是個無錢無權的窮單位，那是大家平時笑稱的“丐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