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的戰略棋盤上，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就形成了解放全國的三種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綏遠方式。但是，他作為一代大政治家卻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裝消滅反革命的武裝當做解放全中國的主要途徑。因此，當北平國共和談破裂之後，毛澤東主席同朱德總司令就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下達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毛澤東針對當時國內、國外和黨內、黨外的具體情況——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半途而廢，堅定地向中國共產黨人呐喊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響亮號召，借此也表達了他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不可動搖的決心。自然，毛澤東這種決心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物質基礎之上的。當時，“國民黨的總兵力還有二百零四萬人，控製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麵積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島等地還駐有美、英等國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但國民黨軍隊的精銳主力已被殲滅，剩餘的軍隊中隻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部還有較強的戰鬥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於人心已去，士氣渙散，已難以組織堅強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實力派中，不少人不願再打內戰，正在醞釀起義”。因此，毛澤東認為向全國大進軍的形勢已完全形成！
毛澤東為了實現解放全中國的戰略任務，經和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和前線指揮員磋商，確定“以第一野戰軍（包括解放太原後的第十八兵團、第十九兵團）向西北進軍；第二、第三野戰軍擔負渡江解放京、滬、杭、蘇南、皖南、贛東，浙、閩全省；第四野戰軍先以一個兵團牽製武漢白崇禧集團，保障第二、第三野戰軍的渡江”，爾後再完成渡江南進的作戰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