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蔣介石自視完成在川南、川北“圍剿”紅軍的部署之後，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理會議”，於五月十五日結束了。
會理會議的第二項議題是：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之後的行動計劃。大會完全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中央紅軍繼續北進，搶渡大渡河，與紅四方麵軍會師的行動方案。因此，軍委決定於五月十六日撤圍會理，向大渡河挺進。
也就是在會理會議討論中央紅軍下一階段的行動方案期間，毛澤東為了摸清挺進大渡河的路線，向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兩位川中名將朱德、劉伯承請教，獲悉“過大渡河，由會理出發，有一條路是經過西昌，翻小相嶺，從越西到大樹堡渡河，對岸是富林。這是走成都的大道。另一條是經西昌至瀘沽後，向左到冕寧，經過一個彝民區域，直下大渡河旁的安順場。這是不容易走的小路。”對此，毛澤東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他的潛台詞是：“到時再視情而定。”
接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在一起商討決定：鑒於北出會理，經德昌、西昌、冕寧至大渡河，不僅山路崎嶇難行，而且經過彝族居住區，需要組織一個精幹的先遣部隊，為中央紅軍的大隊人馬順利前進爭取先機。當時，毛澤東與周恩來考慮到朱德是總司令，他這位當年的川中名將，隻能隨軍委行止，一道運籌軍機大事，故提議由十分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另一位川中名將劉伯承總參謀長出任先遣司令；由四川將領羅瑞卿出任政治委員，在羅生病期間先由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代理先遣隊政委之職。為加強先遣部隊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作，由紅軍中最年輕的指揮員蕭華帶一個工作團隨軍行動。
也就在中革軍委決定組成先遣隊的當天——五月十五日晚上，正在開會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由無線電收聽到了如下兩條消息：《蔣介石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由《四川日報》發布蔣介石“以駱秉章誘殺石達開相勖勉”的新聞報道。由於當年朱老總和楊森有過較長時間的私誼，他懷疑蔣介石委任楊森為大渡河守備指揮的目的是：借此考察楊森對蔣的忠誠，或以此調動楊森阻殺中央紅軍的決心。為此，毛澤東與周恩來是讚成朱德之見的。但是，毛澤東更關心蔣介石“以駱秉章誘殺石達開相勖勉”的新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