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回到陝北黨中央所在地保安，於當日晉見了負總責的張聞天同誌，匯報了自己回國的使命以及在滬、寧兩地談判的情況。翌日即8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了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有關間題。五天之後，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明確指示：“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為此，中共中央於8月25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再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了統一全黨思想，中共中央於9月1日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民問題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在我黨由“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過渡的全過程中，潘漢年是這個方麵的重要的經曆者，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與此同時，陳立夫、張衝、曾養甫通過張子華同誌和我黨中央聯係，企圖促成周恩來和陳立夫的會談。終因政局變化，始無結果。
1936年10月4日，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指示，潘漢年隨葉劍英同誌離開保安，乘坐張學良派來的汽車進入古都西安，當即拜會了張學良將軍，轉呈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和《國共兩黨抗日救亡協定草案》兩個文件，並說明我黨聯蔣抗日新政策的具體內容。這對於發動“西安事變”前夕矛盾中的張學良將軍的抉擇起了作用。
這時，“兩廣事變”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宣告結束了。為了製約蔣發動新的內戰，中央指示潘漢年“即去南京和陳立夫直接會談”。這樣，潘漢年電告張衝，說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麵談中共中央的談判方針與條件”。
恰好負責聯絡國共談判的張衝已等得十分著急，加之陳立夫等想從潘漢年的口中獲悉中共的最新態度，遂命張衝“立即趕到西安來會晤潘漢年”。二人相見，故做老友重逢的熱情。潘漢年為促成盡快會見陳立夫，主動地將陝北方麵定下的談判方針和基本條件向張衝做了介紹。張衝的任務完成了，和潘漢年相約在上海相見之後，遂返回南京複命。潘漢年於11日動身去上海，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準備與南京方麵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