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隻身留在上海，在其父任董事長的上海道亨銀行分號中任職員。誠如劉人壽同誌所回憶的那樣：“董慧同誌的工作機密性很強，允許接觸的範圍很小，不能過集體生活，每天生活在銀行職員中。這種工作對剛從解放區過來的同誌是很不習慣的。但在漢年同誌的幫助下，她的工作能夠適應，並做出了成績。1940年至1943年，董慧同誌負責管理經費收支。……她利用往來於港滬之間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會關係，傳送經內部包裝或秘密寫的材料《包括請示和指示文件）。所以從1939年至1941年，我們並沒有專職脫產的港滬交通員，但從未發現差錯。”
董慧除去作為共產黨人所共有的屬性外，她還具有一切逐漸成熟了的女性的要求，那就是需要異性的愛和愛異性。但是，她正因為首先具備的是共產黨人的屬性，所以她需要的異**和所愛的異性，必定是和她誌同道合的革命者。然而，由於她的工作機密很強，允許接觸的範圍很小，不能過集體生活，每天生活在銀行職員中。她所需要的異**和所愛的異性從根本上講是不存在的。結果，她那種隨著年齡增長的女性的屬性理所當然地受到了遏製，她潛意識地要求另辟蹊徑，以滿足這受到遏製的女性所需。
而潘漢年是唯一滿足她這種女性所需的最佳異性人選，而且是在不知不覺中他們逐漸走到一起的。
開始，董慧對潘漢年充滿了仰慕之情。因為“潘漢年同誌的革命經曆，在對敵隱蔽鬥爭中，和同時代的革命者相比，他的使命更為艱險，鬥爭條件更為複雜。他的工作需要異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備了這些常人所不能達到的條件”成為一代情報戰線上的領袖人物。這對任何一位情報戰線上的女性而言，都有著特殊的吸引力。
不久，董慧知道了她所仰慕的情報工作的導師―潘漢年那不幸的個人婚姻。起初，是驚愕，不理解，繼之是對所仰慕的人的不幸的同情，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幫助所敬重的潘漢年解除一些精神深處的痛苦。由此開始，她由景仰之情突變成同情而又逐漸轉化成醫治或曰填補潘漢年精神深處的痛苦的那種說不清、道不白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