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潘漢年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在他所主編的刊物上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中，不斷向反動勢力發起攻擊，不大講究鬥爭策略，出現了擴大打擊麵的偏頗。
在這前後，上海左翼文壇爆發了和魯迅先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潘漢年受這種特定的偏頗思想的主宰，也操筆上陣、參預了攻擊魯迅先生的論戰。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給了中國革命家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1928年1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郵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但是，由於這些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未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麵性、絕對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確的觀點。再由於他們當時受黨內因失敗而抬頭的“左”傾思想的影響，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認識不清楚，把批判的矛頭錯誤地對準了魯迅先生。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他們還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茅盾、葉聖陶、鬱達夫等人。
魯迅先生等人也絕不示弱，邊沉著應戰，邊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越戰越酣。
在這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戰中，潘漢年的偏頗思想充分暴露出來。他和其他“創造社”的激進青年作家一樣，對魯迅先生也同樣不夠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編的《戰線》第一期上就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建國以後，他回憶起這場對魯迅先生的錯誤圍攻，十分沉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