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1774）八月之後，全國範圍的征訪書籍工作進入尾聲，而更大規模的查繳違礙書籍的活動卻方興未艾。各省共征集圖書達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舉世罕見的珍本秘籍。這使《四庫全書》的資源有了可靠保證。
另一方麵，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也給私人藏書事業帶來了消極的影響。許多藏書家在重重壓力下不得不交出了家藏善本，少則幾十種，多則數百種，如浙江藏書家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和江蘇馬裕四人，各獻書五百至七百餘種。獻書一百種以上者，有江蘇周厚堉、蔣曾鎣，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紀曉嵐、黃登賢、勵守謙、汪如藻等。據有關專家統計，藏書家的獻書至少達到了三千六百多種，這些書籍在《四庫全書》編纂工作結束後大部分沒有歸還，致使不少藏書家多年珍藏為之一空，因而元氣大傷，再也難以恢複。浙江慈溪鄭大節“二老閣”藏書半數上交了四庫館，進書最多的馬裕、範懋柱、鮑士恭、汪啟淑四大家，除範家天一閣外，悉數敗落。鮑士恭從此不再以藏書家見稱，而馬裕、汪啟淑兩家更是銷聲匿跡。盡管乾隆皇帝指示，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須一一注明某書係采自某家藏書，使藏書家得以名列欽定鴻編，永垂史冊，但對於藏書家來說，這前無古人的莫大殊榮卻讓他們難以高興起來。一方麵幾代人的藏書受到重創，再難恢複，另一方麵他們讓一連串發生的“文字獄”嚇破了膽，萬一哪一天從所獻書籍中找出什麽違礙，更大的禍患則勢在難逃。雖然從皇帝的嘉賞中得到了榮耀，但仍免不了提心吊膽。
紀曉嵐貢獻藏書一百零五種，在北方私人藏書家中，是最多的一位。這些書多為珍本、善本，如《尚書大傳》（舊本題漢伏勝撰）、《批點考工記》（明郭正誠撰）、《批點檀弓》（宋謝枋得撰）、《春秋經解》（宋孫覺撰）、《左傳節文》（宋歐陽修撰）、《蘇評孟子》（宋蘇洵評）、《說文係傳》（南唐徐鍇撰）、《重修玉篇》（梁大同九年黃門侍郎顧野王撰）、《六藝綱目》（元舒天民撰）、《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撰）、《戰國策校注》（元吳師道撰）、《崔清獻全錄》（明崔子璲編）、《濟美錄》（明鄭燭編）、《吳越春秋》（漢趙煜撰）、《南唐書》（宋馬令撰）、《越絕書》（不署撰人）、《吳郡誌》（宋範成大著）、《桂林風土記》（唐莫修符撰）、《蒙齋筆談》（宋鄭景旺撰）、《韻府群玉》（宋陰時夫撰、陰中夫注）、《隨隱漫錄》（宋臨川陳隨隱撰）、《儼山集》（明陸深撰）、《詩林廣記》（宋蔡正孫撰）等。大部分是明以前人著作，還有一批時人著述。紀曉嵐所獻的這些書，為《四庫全書》著錄六十二種、存目四十三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