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每天都有文字獄的消息傳到四庫館，館臣們人人自危。雖然大家都懷著十萬分小心，但還是每天都有人被記過、被罰賠。
纂修官送來貼黃簽的簽出之書，紀曉嵐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細勘閱，之後在書上蓋印章。他案上常用印章有兩種，一為處理意見，如“總辦處閱定，擬抄錄”，或“總辦處閱定，擬存目”；另一種即是他的名章。尤其是對館臣撰寫的《總目》提要稿件，他更是一條一條地親自修改。對分類及排列次序重新條理，對一些條目進行增刪。最要緊的是對違礙文字認真改易，不能出一字差錯。
這天纂修官送來的簽出書目是《嵩山文集》，紀曉嵐隨手一翻，頭就大了。他的眼睛定格在一段文字上：“其在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謂敢眥睨中國之地於今日也。”紀曉嵐冷汗一下子沁滿了額頭。這麽明顯的違礙之處，纂修官竟沒有發現，如果不幸讓皇帝看見，那問題就大了。他立即將這段文字做了修改：“其在太宗時，女真困於契丹之三柵，遣使借兵，亦相好甚矣。不意欲盡取我國之地如今日也。”
又往下翻，這樣的違礙處竟比比皆是。居然出現了“彼雖犬羊，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親也”“援中國之衣冠，複夷狄之態度”的話。“犬羊”“夷狄”甚至“中國”都是禁止在書裏出現的違礙詞匯，紀曉嵐忙改成“彼雖怒我，未必不念我父子兄弟之親也”“振我國之衣冠，複幽並之舊俗”。
按說，四庫館臣為一時之選，能入館者大都是學力深湛的學者。而且對違礙字句的清理三令五申，纂修官不應再犯這樣低級的錯誤。紀曉嵐很快想到，這部書稿如果不是纂修官的粗心大意，那麽肯定是出自館臣的“助校”之手。
由於催迫日緊，近來四庫館中很多館臣私募了一些助理幫忙校書，總裁、總纂、總閱以及纂修官、分校官都紛紛到館外去聘請助理。這些助理也稱為“助校”，有的是館臣的幕府中人，有的是館臣的親戚朋友。這些“助校”普遍來自沒有入仕的士子，很多是江蘇、浙江一帶在京師的遊幕學者，雖然這份差使算不上四庫館的正式編製，但他們還是把進入四庫館視為進身的終南捷徑，夢想有一天可以憑借這個資本得以踏上仕進之路。起碼可以借此機會結交朝廷官員，對自己今後再應科舉和仕途大有好處。所以四庫館一開，海內士人雲集京師，尋求機遇。也有一些人，借助校館書與館臣探討學問，相互切磋，讓自己得到精進。這些人一般是學有專長的學者，有些是在某一方麵造詣比館臣要深得多。比如總裁王際華聘請的助校邵廷仕、朱大庭；王傑聘請的助校朱文藻；朱筠、戴震、翁方綱聘請的助校丁傑；翁方綱聘請的助校陸廷樞、盧文弨；周永年聘請的助校桂馥、孔廣栻；程晉芳聘請的助校沈叔埏；孫溶聘請的助教洪亮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