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所有南戲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琵琶記》。《琵琶記》由元末高明（即高則誠）所著，前身是宋代戲文《趙貞女蔡二郎》。《琵琶記》承襲了這個故事的大致框架，同時保留了女主角的貞烈形象，又對男主角的形象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在人物塑造方麵相當成功。在宋代的文學作品中，常有書生高中後拋棄糟糠之妻的故事，這與當時的科舉製度密切相關。宋代的書生不論身份門第，隻要能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便能入朝為官。很多出身寒門的書生一朝高中，往往會為攀附權貴，拋妻另娶。這導致反映書生薄幸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多，書生的形象每況愈下。到了元代，科舉考試不被統治者重視，書生很難再借助這一渠道晉升，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人們對他們的態度逐漸由譴責變成了同情、理解，所以他們在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也變得越來越正麵。
在《琵琶記》中，高明在刻畫書生蔡伯喈的形象時，明顯對他抱有充分的理解與同情。無論是進京趕考、入贅相府，還是在京為官，都非蔡伯喈所願，但在外界壓力下，他又不得不從。妻子和雙親在家飽嚐艱辛，他並不知情。最終家庭破碎，他雖然難辭其咎，但也非罪魁禍首、不可饒恕。
《琵琶記》中對趙五娘的形象塑造也十分成功。中國傳統女性善良淳樸、吃苦耐勞等優秀品德，都在她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更難得的是，劇中還揭示了造就趙五娘等女性悲慘命運的罪魁禍首是封建倫理綱常，用大段篇幅展現了趙五娘因此承受的種種無奈與痛苦。
無論是蔡伯喈還是趙五娘，其形象都是非常立體的，高明很注意從多個側麵展現人物的性格，揭露其內心的想法，這體現了元代戲劇文學的一大進步。
《琵琶記》最為人稱道的是它的雙線結構布置，劇情沿著兩條線索發展：其一是蔡伯喈進京趕考，入贅牛府，在京為官；其二是趙五娘留在家中奉養公婆，受盡磨難。兩條線索交錯發展，蔡伯喈在京城的富足生活與趙五娘在家鄉的艱辛痛苦輪番上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突出了強烈的戲劇衝突，增強了悲劇效果，藝術感染力極強。其實，宋元時期，雙線結構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出現過，但組成這一結構的兩個故事，有很多都互無關聯，能做到像《琵琶記》這樣互相輝映、互相促進的少之又少，難怪戲曲評論家呂天成會讚賞《琵琶記》：“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必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