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戲劇走到清末時，除了出現京劇這一有影響力的本土劇種，因西方文化的滲入，另一外來劇種也悄悄萌芽。相對於京劇、秦腔等中國特色的戲曲，它被人稱為“新戲”或“文明戲”，這是西方話劇在中國萌芽時期的稱呼。
西式教育中學生演劇的風習影響了中國人開辦的西式學校，光緒二十六年（1900）時，上海南洋公學的學生上演了《六君子》《經國美談》《義和團》三個時事題材劇。由中國人演出的戲劇，第一次出現了與傳統戲曲迥異的形態。
1903年，育才學堂的學生將刺客張汶祥刺殺清末兩江總督馬新貽這一曲折離奇的案件搬上舞台，演出《張汶祥刺馬》。此劇的影響波及其他學校及社會。南開大學也成立了自己的學生劇團，並編演了《新村正》《一元錢》等劇目。學生演劇之風為“新戲”在中國的發展做好了氛圍鋪墊，不過，“新戲”在中國的正式登場，有賴於春柳社和春陽社兩個戲劇社。
在國內學生演劇之風流行的時候，在日本留學的曾孝穀、李叔同成立了具有進步思想的戲劇社“春柳社”。除了兩位創始人，歐陽予倩、吳我尊、馬絳士、謝抗白、陸鏡若等人先後加入了該社。從1906年在東京組建開始後的三年，春柳社曾在日本有過三次影響較大的公演。一是1907年2月在中國青年會舉辦的賑災遊藝會上演出《茶花女》的第三幕，這場演出中，李叔同飾茶花女，曾孝穀飾阿芒的父親。這次演出受到中國留學生的好評，春柳社的成員得以擴充。
春柳社的影響力增大後，其中一位名叫任天知的成員想通過戲劇輔助中國的革命事業，他不顧其他成員的反對，回到上海。1907年10月，任天知和誌同道合的王鍾聲成立了春陽社。王鍾聲曾留學法國，他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革命，革命要靠宣傳。宣傳的辦法，一是辦報，二是改良戲劇”。春陽社的成立，還得到了愛國人士、複旦大學創始人馬相伯，以及京劇老生汪笑儂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