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自從初版以來，在國內思想界已經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例如，朱平珍在《理論與創作》撰文《新批判主義述評》說：“新批判主義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宛如激昂奮進的笛聲，驚醒了傷懷戀舊、複古、回歸和泛道德主義的迷夢。《新批判主義》一書，以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勢……對獨立人格進行哲理探尋，立足現實進行文化反思，綻開了中國知識分子銳意進取的思想之花。”當然，反對之聲也有，如詹艾斌在《東南學術》撰文《反思“新批判主義”》，針對朱平珍的觀點反駁說，“新批判主義以西方文化和經驗為參照係的基本立場偏離了中國傳統尤其是當下中國國情，這是一種不成熟的現代性態度，不能說它完全有利於當代中國文化全麵而合理的建構。”至於筆者在該書初版後，多年來在“新批判主義”的思想旗幟下向“新保守主義”和新儒家頻頻發起衝擊，以致激起當代新儒學陣營的強烈反彈和反複交鋒，這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了。筆者所發表的一係列有關中西文化和哲學比較的論文，涉及法製思想、倫理思想、言說方式、人生觀、生死觀、本體論、懷疑論、信仰和偽善等問題，以及對牟宗三的康德研究的批評，對百年中國西方哲學東漸的十大文化錯位及實用主義偏向的檢討，對儒家“親親互隱”的腐敗傾向的抨擊,等等，在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所有這些舉動，在理論上追根溯源，都要追到《新批判主義》這本書中所係統闡明的立場和思想。已經有不少人通過各種方式向我打聽還能夠在哪裏買到《新批判主義》，但本書初版印數不多，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脫銷。因此，在當前情況下將這本書再版，可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願望，也是合乎形勢需要之舉。
從世紀之交到21世紀開端的這十幾年，是我們中國人在對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已經心滿意足，並覺得有本錢、有資格退回到自身兩千年“天朝大國”的回憶中自得其樂的時期。一百年前的民族危亡已成為過去，它的發生機製已被我們遺忘，但它作為一種屈辱的符號卻仍然像一種慢性毒藥一樣毒化著我們的心態，迫使我們以各種方式找回自己的麵子。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不思進取，突出體現在近年來的“讀經熱”“國學熱”對傳統文化的盲目地、狂熱地吹捧上。我並不一般地反對讀經，也不一般地反對研究“國學”和在大學裏辦“國學班”，但我反對非理性地將古代經典當作聖物和偶像來崇拜，尤其反對利用兒童的無知和天真來禁錮和腐蝕他們幼小的心靈。這種非理性的狂熱當然並非沒有來由，而是出於對社會轉型期道德淪喪的一種傳統士大夫式的憂患。這些生活在21世紀的士大夫卻沒有想到，今天的道德淪喪與兩千多年前孔子時代的“禮崩樂壞”有著完全不同的病理機製，在一個社會結構已經大變、自然經濟已經被商品經濟所取代、整個國門已經向國際社會大開、大量知識信息已毫無阻攔地進入互聯網和傳媒的時代，一些成年人、飽學之士不去致力於為我們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獨立思考的人格和辨別真偽的智慧，卻急於在孩子們頭腦裏灌輸“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恐懼心理，用對經典的機械背誦將他們的思維能力和創造力扼殺在搖籃中，還自以為在做著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好事，豈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