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較是近年來十分熱門的話題。中西哲學比較、藝術比較、文化比較，文章不少，但至今還未見有功力的大型專著出現。其主要問題在於難度較大。有三方麵的難點：對中國文化的整體把握；對西方文化的整體把握；對比較方法的性質、目的、功能和地位的把握。中國當代不是一個出大學問家的時代，近十幾年、幾十年內似乎還不可能出現一個真正學貫中西、雙方都無條件承認的學者。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調整中國文化學術的步子、決定將來幾百年大方向的關鍵時代。擺在我們麵前的中心任務，首先還不是在比較中對中西文化得出全麵深入的結論，而是要確定一個比較的方法。
那麽，什麽是比較的方法，或中、西文化比較應當采取什麽樣的方法呢？
比較的方法本身最初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方法，是不完全歸納法的一種，如類比推理就包含著比較的方法。亞裏士多德曾舉例：雅典和底比斯作戰是不是壞事？可以先提出一個事實：底比斯人和鳳尼人作戰兩敗俱傷，是壞事；由此推出：一切和鄰國的戰爭都是壞事；既然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的戰爭也是鄰國的戰爭，所以它一定也是壞事。亞裏士多德並未把這種方法看作嚴格的邏輯推理，而是稱之為“演講術的歸納類推”，僅僅是為了說服人，除了“想當然”外沒有因果必然性。在中國，類比推理一直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要方法論手段，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修齊治平”，各種經典學理，都建立在直觀類推之上。比較法的這種初級的原始形態，作為一種有目的地搜集資料、區分類型、為進一步研究指出方向的手段，有一定的適用範圍，但它畢竟需要提高。現在學術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無謂的比較，將兩個毫無聯係，隻有點表麵類似的人物或學說拿來，斬斷曆史，亂比一通，或是為了獵奇，或是為了滿足某種民族自大心理，沒有任何理論意義，敗壞了比較學的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