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對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所謂“聖人之德”）來一個自我否定，才能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開辟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現代社會的新人文精神。
1994—1995年，國內有關“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很是熱鬧了一陣子，至今尚有餘波。然而，正如中國絕大多數討論一樣，由於缺乏政治權力的終審裁判，一切問題最終都是不了了之，沒有下落。一旦意識到誰也不必怕誰，中國文人們就總是自說自話，互不買賬甚至不理睬，漢語似乎不再是交往的工具，而成了各人封閉自己的壁壘，回過頭來看，人們好像比不爭論之前更糊塗了。
首先，什麽是“人文精神”？有人說是道德理想精神，有人說是終極關懷，有人說是社會使命感，有人說是普遍價值標準，都很飄忽，很難看作是嚴格的定義。中國字很怪，這麽組合是一個意思，那麽組合又是另一個意思，但卻與前一個意思相關。如“人文”既可聯想到文藝複興的人文主義者，是關注現實（世俗）人生的學問；顛倒過來卻是“文人”，即中國文人（士大夫、知識分子）精神。綜合起來看，我認為人文精神就是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精神。關注現實當然就有道德理想、終極關懷，也有社會使命感，這同時表明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超越或“超前”。所謂“人文精神失落”，主要就是指知識分子關注現實的精神失落了，或知識分子“墮落”了，他沒有了對現實的超越，而是本身就成了“現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政治權力的現實化，首先是政治方針上的務實精神。市場經濟的推行，對效益的重視，帶來了政治行為的經濟化，在這一條件下，體製的某些不健全便成了腐敗的溫床。對於這種現實，知識分子一開始還是普遍關注的。一方麵，人們在積極地補市場經濟的課，搬來了一套一套的西方經濟學，為政府部門出謀劃策，充當“智囊”；另一方麵，許多人對腐敗現象提出了道義譴責，也提出了改革方案。但不論哪方麵，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對現實的關懷根本上是一種政治的關懷，是以政治家身份，至少是與政治家、領導者認同的身份來關懷、來設計的。這種情況反映在文化領域，從文學、美術、影視和新聞媒體中，處處都可以發現後麵有一個圖解政治的影子。可以說，90年代以前，中國人文精神的主流就是政治關懷，是以政治的眼光來關心現實。這與改革開放以前，甚至與整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是什麽在支撐著知識分子的人格？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仕”的精神。“學而優則仕”，士可殺而不可辱，即使被放逐、被監禁、被虐待，士總能超然物外，不改自信，因為他相信自己是“政治的”，他的“政治生命”高於他的肉體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