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本來並不一定就注定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治一亂的永恒循環，而有可能突破原來的格局，走向一種日益進步並合乎人道的發展。
最近，所謂“新權威主義”的呼聲在一部分憂國憂民、自認為負有神聖使命的知識精英中頗為時髦。他們的一腔愛國熱情的確是值得欽佩的。為了愛國，他們可以“把個人恩怨放在一邊”（張炳九語）。誰要是以為他們想通過新權威來謀私利，依附權勢，那可錯怪了他們。相反，我倒傾向於從好的方麵去想他們：這些人多半住著六七平方米的鬥室，嶽母大人來小住幾天還得在房子中間拉一塊幕布，營養不良，麵帶菜色。本人患有慢性肝炎或神經官能症，兒子有小兒佝僂病。在妻子麵前的“權威”（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早已喪失殆盡，但自信心卻不減當初。月薪一百來塊，牢騷不能說沒有，但隻要“社會”承認自己是當代知識精英，就不時有一種自我悲壯感，或“悲劇意識”。
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常使人聯想起兩千年前的孔夫子和70年前的康有為。孔子—康有為—新權威主義，作為文化現象來看，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麵臨著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舊的價值觀念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宗法傳統發生了瓦解，人欲橫流，一片混亂。孔子當年奔走呼號，向統治者進言，要求恢複周禮，達到社會穩定，甚至果然當了幾天魯國的宰相，據說一上來就殺了一位“無組織力量”的代表，即聚徒成群、鼓吹邪說的少正卯。當然，孔夫子的功過至今還在評說，我們可以承認，沒有孔夫子的學說，就沒有中華民族兩千年大一統穩定的凝聚力。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確要感謝孔夫子，否則我們今天怎能自稱炎黃子孫？我們不能數典忘祖。文化人都有必要祭祀孔子，作為血肉之軀的人則應該祭祖宗。試想，如果當年你的祖上由於某種偶然緣故沒有把血統傳下來，或是結了另一門親，還會有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