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安土重遷”的民族，是很不愛遊動的。萬不得已的中國移民，那是被迫流浪，不像猶太移民那樣無故國可歸的流亡，也不像吉卜賽移民那種不願意再定居故土的流**。中國的流浪者總是有著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式的情結，中國俗話叫作“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即使是在異國他鄉有了“金窩”“銀窩”，中國移民還被揮之不去的鄉愁所困，不停地在內心念叨著古訓——“金窩銀窩不如咱老家的狗窩！”
“樹高千丈，終將落葉歸根”的心理，其正麵作用是，賦予第一代中國移民有著超常的緊迫感。他們十分緊迫地全身心地在異邦拚搏，夜以繼日，節衣縮食，爭取能在最短的時間裏“樹高千丈”——積累一筆財富，然後衣錦還鄉，葉落歸根。緊迫感使他們急中生智，能針對新環境的情況，把大腦裏存儲著的中國文化軟件快速地篩選出來，與當地的製度文化結合，建立起急功近利的簡易可行的“雙螺旋文化結構”。
我多年在巴黎一家中文報紙當記者，采訪過許多從越棉寮[1]、中國來的華僑。其中的浙江溫州移民，最具有草根性的活力，落地就能生根，生根就能共生出一大片芳草綠茵。他們在中國都是處在最底層的農民或小城鎮的市民，所受教育在中學以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依托法國的親戚偷渡到法國，起碼要負債兩萬多美元。他們對法語是語盲，對法文是文盲。就在這個負起點上開始起步。令人驚奇的是，在經濟正常情況下，不出三到五年就能擁有幾十萬歐元的資產，成為中產小業主。其中奧妙主要是靠迅速建立起“異質基因組合的雙螺旋文化結構”。他們知道，在法國開店最難的是要積累起相當於十多萬歐元的第一筆啟動資本。要靠打工儲蓄起來，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如果向法國銀行貸款，因為無抵押，甚至其居留身份都是非法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的親戚發揮中國傳統固有的親情文化，拉上五六十位親戚朋友搭起了個“月蘭會”[2]，立即就能籌集到開個小店的本錢。這個“月蘭會”的附加標款設計非常巧妙，對於受親情文化之惠的創業者會頭來說，他得的借款是無息的，可是，對於搭會者之間來說卻又是有利息的。這個集資方式，便是法國製度文化和中國親情文化的簡易雙螺旋文化結構的產物。此外，溫州移民又感受到法國既是發達國家，又是高福利國家，人工成本最高，他們發現最少使用人工的經營方式莫過於中國古老的“夫妻店”。於是他們又建立了一個雙螺旋結構：共命運、共錢財的中國老式夫妻店，在當下的法國製度之下，恰恰能迸發出管理效率最佳、聘用的人工最少的競爭優勢。當他們經營的企業擴大時，他們又活用起中國的血緣文化，實行家族聯營，以作為西方契約聯營的同位替代方式。進入法國前200家排行榜的巴黎陳氏兄弟商場，就是家族聯營取得成功的例子。